經歷了一段不算短的飛行，我們一家終於抵達目的地。天色已晚，街燈灑在濕潤的石板路上，行李滾輪輕響，伴隨著我們的談笑聲，這一切讓人感到踏實又溫暖。孩子早已不再是當年在推車裡打瞌睡的小孩了，如今已是年輕成人，獨立卻依然貼心，旅行的節奏也多了份自在和從容。

那晚我們隨意找了間小店吃晚餐，沒特別安排什麼，只想早點休息。洗去一身旅塵後，我們各自在房間靜靜地放鬆，誰也沒提明早要去哪，卻默契十足地在早晨約好，一起出門找早餐。

陽光穿過窄窄的小巷灑下，空氣裡有點潮濕，也有點甜。我們沿著小路走著，在轉角遇見了一家咖啡館，一對年輕夫妻經營的小店。門口寫著今日推薦，筆跡圓潤可愛，像是邀請我們進入某種生活風景。

我們一家人選了靠窗的位子，圍著不大的木桌而坐。早餐上桌的時候，桌面色彩繽紛得像幅畫。一杯清透的紅茶掛著橙片，微微泛光；那只綠金相間的咖啡杯，盛著深沉香氣的黑咖啡；起司吐司熱騰騰地躺在白瓷盤上，黃與白交錯的融化起司，流露出一種樸實的溫柔。孩子點了一杯冰拿鐵，裝在銀色金屬杯裡，滿滿的碎冰上泛著奶咖色澤，喝一口清涼沁心。我們還分享了一塊金黃的乳酪蛋糕與一杯肉桂奶泡咖啡，濃郁又帶點節日的氣息。

我們邊吃邊聊，偶爾也靜靜地看著對方的笑容。沒有趕行程，沒有計劃的壓力，只有一種難得的放鬆與陪伴。孩子指著對面椅子上那隻毛茸茸的泰迪熊笑說：「牠是不是在偷聽我們的對話？」我們都笑了，那份童趣，就像這個早晨最無聲的點綴。

窗外的街道靜靜的，晨光灑在窗框邊緣，有種城市剛醒的安穩。咖啡館裡播著輕柔的音樂，時間像被調慢了一點，在我們之間緩緩流動。

旅行的意義，大概就是在某個不經意的清晨，與家人圍坐一桌，在陌生城市裡共享一頓平凡卻溫暖的早餐。那一刻，我心裡很清楚：這不是逃離日常，而是重新拾起日常裡，那些我們以為理所當然，卻最值得珍惜的事物——一起吃早餐，一起說笑，一起慢下來。

林木人

悠閒、休息

最近幾年，在內地的年輕人之間悄然流行起一個詞：「老鼠人」。這個詞形容的是那些窩居在狹小出租屋內，日夜顛倒地生活著，靠著便宜的外賣維持生命，幾乎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年輕成年人。他們年齡大多在二十到三十歲之間，本該是充滿活力、渴望實現理想的年紀，但他們卻選擇了一種安靜、低欲望的生活方式。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生活或許顯得消極、甚至讓人有點難以理解，但若我們更深入地了解，會發現這群年輕人並非真的懶惰或自暴自棄。他們只是疲倦了——疲於追趕現實，疲於面對不斷落空的期待，於是選擇了退一步，縮回到這個令他們覺得相對安全的角落裡。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可以用「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來解釋。心理學家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認為，當人反覆經歷自己無法控制的失敗與挫折時，就會逐漸喪失主動去改變現狀的信念。許多「老鼠人」並非從一開始就失去了信心，他們可能也曾嘗試過努力打拼，但現實卻一次又一次地告訴他們：「你做不到，你改變不了。」久而久之，他們不再奮力掙扎，而選擇了退回到這個內心相對平靜的狀態。

與此同時，他們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也在逐步下降。心理學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指出，人對自己能否成功完成任務的信心，會極大地影響行動的意願。這些年輕人曾經充滿自信、相信努力就會成功，但在經歷過數次求職失敗、社會內卷、職場碰壁後，他們逐漸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最終索性放棄了繼續嘗試。

除此之外，當今社會盛行的比較心理也對年輕人造成了巨大壓力。心理學的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認為，人們總是傾向於透過與他人比較，來衡量自己的價值與成功。而在現今的社會媒體時代，每個年輕人隨時打開手機，都會看見其他人所營造出來的美好生活：高薪的工作、優越的物質條件、穩定的感情關係。當這些表面光鮮亮麗的「人生贏家」不斷映入眼簾時，年輕人內心會不自覺地產生強烈的自我懷疑，進而加深他們內在的焦慮與挫敗感。越是看到別人的成功，他們就越感覺到自己的失敗與不足，最終使他們寧願封閉自己，選擇躲藏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避免繼續受到現實與比較所帶來的傷害。

事實上，如果回溯到這一代年輕人的青少年時代，就會發現如今的「老鼠人」現象並非偶然。當時的中國社會正處於高速發展階段，到處瀰漫著「只要努力就會成功」的氛圍。父母、老師、社會都告訴他們，只要考上好大學、有高學歷，未來就一片光明。然而，等他們真正步入社會，才驚覺現實並不如當初想像般美好，高學歷變得普遍，職場競爭更為激烈，這種現實與期望之間的巨大落差，使他們從奮鬥者逐漸變成消極的「躺平族」，甚至更深一層地走向「老鼠人」的狀態。

與之前的「佛系」、「躺平」、「擺爛」相比，「老鼠人」的生活更加徹底且絕望。不僅僅是放棄了競爭，更是放棄了基本的生活規律。他們居住的房間常常混亂不堪，毫無生機，生活作息日夜顛倒，這背後其實隱藏著他們內心深處的迷惘與絕望。

若這種現象繼續蔓延，對個人而言，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如焦慮、抑鬱，甚至社交孤立，讓他們在自我封閉中逐漸喪失自我價值與信心。生理上也會因為長期不規律的生活作息和飲食習慣而受到負面影響，進一步形成惡性循環。

對社會而言，這群年輕人若持續處於退縮狀態，將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直接影響。作為社會的主力軍，他們的退出勢必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創新力與活力。同時，上一輩與這一代年輕人之間的隔閡也會加深，他們或許難以理解年輕人的狀態，誤解為懶惰或不負責任，使代際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

但話說回來，這樣的現象並非沒有轉機。報導中就提到，有不少網友呼籲政府出台具體政策，協助這群年輕人重返社會。從心理學角度看，若能提供適當的心理輔導、職業培訓，並且透過社區與社會支持網絡來重建他們的自我效能感，或許能夠幫助這些年輕人重新找回生命的熱情與動力。

事實上，「老鼠人」並非一種個人選擇或品格缺陷，而更像是這個時代的某種病徵。面對現實的嚴酷，他們選擇退後一步，並非全然放棄，而是在嘗試一種自我保護。因此，我們更需要的或許是同理心、理解與接納。若社會能更溫柔地看待他們，給予實際的支持與幫助，相信這群年輕人仍能走出自我封閉，重新融入社會，找回屬於自己的價值與位置。

畢竟，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困境與迷惘。與其責備或輕視，不如試著理解與接納，攜手努力，為這群年輕人創造一個更加友善與溫暖的社會環境。唯有這樣，我們的下一代才能走出困境，重新綻放屬於他們的光芒。

林木人

可以選擇不做老鼠人

──是為解封，也是為再起

血仍熱：那些還在跳動的感受

時間可以帶走很多東西，但有些感覺，是熬過風霜後，仍能清晰記得的。那些曾經讓我心跳加速的瞬間、讓我難以入眠的畫面，從未真正消失。只是我暫時收起了筆，把熱情藏進日常。但最近我發現，它仍在——那種想把心裡話寫出來的衝動，那種看到一個畫面就會自動在腦海寫句子的習慣，它沒走，只是靜靜地等我回來。

我想，這就叫「血仍熱」。不是激情四溢，而是一種深層的感覺：我還在意，我還會疼，我還願意動筆記下來。只要這份感受還在，我就有寫下去的理由。

心未消：是堅持，不是執著

有時我會問自己：「還寫什麼？真的有需要嗎？」

但當我真正靜下來，我知道：並不是我放不下什麼，而是我不願放棄那個在文字裡曾經找到自己的我。

這不是什麼「執念」，而是一種深植心底的堅持。一種無論世界變成怎樣，我還是想把它寫下來的渴望。不為改變誰，不為證明什麼，只是為了讓自己不迷失。

這些年來，現實教我低頭，生活逼我轉彎，但那條屬於文字的路，卻一直沒斷過。它像一條細細的線，牽引著我回到原點，提醒我：你本來就不是要走大聲的路，你只是需要走自己的路。

筆仍在：沉默過，也就更知道該寫什麼。手邊的筆，鍵盤、紙張、檔案夾，從來沒遠離過我，只是我暫時不敢碰它們。因為寫下去，就要誠實面對；而我有段時間，不太敢看自己。

但沉默久了，我發現：原來最讓我不安的，不是無人閱讀，而是自己心裡那句還沒說出口的話。筆在，是提醒，也是邀請。提醒我，我還可以選擇說出來；邀請我，不如現在就寫。

寫作於我，是自我整理的過程。筆在，不只是記錄，更是一種療癒。哪怕只是慢慢寫、悄悄寫，也好。因為筆還在，我還有力量走下去。

劍出鞘：不為攻擊，只為不再退縮。「劍」對我來說，不是戰鬥的武器，而是一種象徵——一種願意直視內心的勇氣。這些年，我學會了不聲張、不爭辯，也學會了沈默。但有些話，真的不能再壓下去，有些感覺，值得被寫出來。

「劍出鞘」，不是要劃破誰的盔甲，而是讓我自己不要再躲在鞘裡。不再逃避、不再壓抑、不再自我懷疑。也許我不再年輕，不再敏銳，但我比從前更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這把筆，是我的劍，也是我重回自己的方式。

為何再寫？是因為心底還有話說。有人說，寫字沒用了；也有人說，文字改變不了什麼。但我想，文字至少能改變我。寫字讓我記得：我曾經感動過、痛過、努力過、期待過。這些片段，一旦寫下來，就不會白白地流逝。

這篇文章，是一次解封，也是一次對自己的回應。不是「我要復出」，而是「我還有話想說」。是提醒自己：你不是因為被需要才寫，而是因為你就是這樣活著的。

血仍熱，是因為我還會感動；心未消，是因為我還願相信；筆仍在，是因為我還想記錄；劍出鞘，是因為我不想再沉默。

若你此刻也感到一樣，那就請你也寫。哪怕沒人看、沒人回應，都不要緊——因為這世界總要有人，記下曾經的自己。

林木人

筆解封、劍出鞘

生日那天，沒刻意安排什麼慶祝，只是像往常一樣過日子。晚餐時，我們一家四口圍坐在飯桌旁，沒有手機、沒有電視，只有笑聲和溫暖的對話。我們聊著最近的趣事，回憶以前旅行中的糗事，也說起誰最近又忘了收衣服進屋。女兒們不再是小女孩了，談吐間多了成熟與獨立，但那份親密從未改變。

飯後，我收拾餐桌時，太太忽然說：「等等，我們有東西要給你。」

小女兒像是早有準備，笑着從房間走出來，手上捧著一個包裝整齊的禮盒。她走到我面前，眼裡閃著難掩的興奮，「爸爸，生日快樂，這是我們三個一起買的。」
我有點驚訝，看向太太與大女兒，她們都笑着點頭，沒有多說什麼，卻藏著一份溫柔的默契。

我坐下，小心翼翼地打開包裝。當那部全新的手機躺在盒子裡時，我怔住了。銀白色的機身在客廳燈光下閃著光，像是某種未來的預告。那一刻，我的心不只是感動，而是一種被照顧、被理解的暖意湧上心頭。
「爸，你的那部真的撐太久了啦，看新聞都要等半天，還常常斷線。」大女兒笑着說。

「資料我們會幫你轉好的，不用擔心照片不見。」小女兒補充。

我望著她們三人，手裡握著新手機，內心卻浮現出另一個影子——那部舊手機。五、六年來，它默默陪我走過了無數時光，記錄了孩子們成長的每一張笑臉、與親友的每一通電話、我凌晨難眠時寫下的心情筆記。
我是一個念舊的人，總覺得用久了的東西會有感情，像是老朋友，哪怕外殼刮花了，運作緩慢了，還是難以割捨。所以當我看著舊手機時，心裡湧起一股不捨，也是一種對過往日子的敬意。
我輕輕對她們說：「謝謝你們，真的……這份禮物，我會好好珍惜。」

太太點頭，小女兒笑着幫我裝好保護貼。我把舊手機小心地放進盒子裡，不是遺忘，而是收藏。那是一段過去的記憶，而新手機，將陪我踏上新的旅程。

螢幕亮起，是一張我們在郊外野餐時拍的全家福，陽光下，每個人的笑容都那麼真。那一刻我明白，這部手機不只是新機器，而是一種傳遞愛的方式，是她們對我的體貼與回應。
我在心裡默默說了兩句話，一句給舊手機：「謝謝你陪我走過這些年。」一句給新手機，也像是對家人說的：「未來的日子，就拜託你們了。」

林木人 (林偉倫博士. Dr. Benny Lam. Psy.D.）

A Morning on the Way Back from Korea

Around 4 a.m., the lights at Daegu Airport were soft and chilly, with the air carrying a unique morning stillness. After dragging my luggage and completing the check-in procedures, I sat in a chair in the waiting area, staring at the still-closed departure inspection gate. Time seemed to slow down in this moment. The terminal was sparsely populated, with only a few travelers and cleaning staff occasionally passing by. Perhaps because it was too early, the gate remained shut, and I could only sit quietly and wait.

My tired body reminded me how full the past few days had been. Reflecting on this trip to Daegu, the rewards far exceeded expectations.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rve as a plenary session chair, and also share my views as a speaker in another plenary. These experiences left me fulfilled and satisfied. Dur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I once again took the stage to host the proceedings and witnessed the signing of several important Mo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s.

These work accomplishments were undoubtedly valuable, but what truly made this trip unforgettable was the reunion with old friends—especially witnessing a significant leadership transition in the Eurasia Forum.

Both the outgoing and incoming presidents are longtime friends of mine. One is humble and steadfast, who has stood beside me through countless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reforms; the other is passionate and decisive, having already demonstrated remarkable leadership qualities. At the moment of the handover ceremony, I stood on stage watching one step down and the other step up, and a flood of indescribable emotions surged in my heart. It was a complex feeling—both joyful and anxious. I felt reluctant to see one leave, yet reassured to see the other take the reins.

As a mutual friend of both, I perhaps understood the weight of this transition better than anyone. We had fought alongside one another in many contexts, encouraging each other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Now, one lets go while the other steps forward. I saw the determination and complexity in their eyes, the intertwining of past efforts and future responsibilities at that very moment. I smiled and applauded for them, silently sending them my blessings—may they both shine in their respective roles and continue to support each other.

Every reunion with old friends feels like a journey through time, filled with small surprises and joy. During the breaks at the conference, we caught up on each other’s lives, shared old anecdotes, and talked about future plans. The familiar laughter and tones seemed to erase all sense of time and distance, bringing warmth and reassurance. Yet happy moments are always brief, and farewells arrive quietly. As we waved goodbye at the venue, behind our smiles was a touch of sadness—like morning mist lingering in the heart.

Sitting in the departure lounge, I gazed at the gradually brightening sky outside, and my thoughts drifted far. The rising light over the mountains felt like a symbol and a blessing—an expression of gratitude for the outgoing president, and illumination for the path ahead of the new one. This journey wasn’t just a professional milestone but also a soulful one. The companionship of friends, the exchange of ideas, and the scenery of Daegu intertwined into a rich tapestry, leaving me deeply content despite the fatigue.

The departure gate finally opened. I stood up, pulled my luggage, and walked toward the gate. The journey home was about to begin, but I knew that the memories of this trip to Daegu would remain etched in my heart. Especially that moment of leadership transition—it would shine in my memory like the quiet light of dawn.

Wooden Lam

(Dr. Benny Lam)

一個韓國回程的早晨

凌晨四點多，大邱機場的燈光柔和而清冷，空氣中帶著清晨特有的靜謐。我拖著行李，辦妥登機手續後，坐在候機區的椅子上，望著尚未開放的出境檢查區。時間在這一刻彷彿變得緩慢，機場內人流稀疏，只有幾位旅客和清潔人員偶爾走過。或許因為太早，檢查區的大門依然緊閉，我只能靜靜地坐著，等著。

疲憊的身體提醒著這幾天的行程有多充實。回想這次大邱之行，收穫遠超預期。能夠參與國際會議，擔任 plenary session 的主持人，又在另一場 plenary 中作為講者分享觀點，這些經歷讓我感到滿足而充實。在閉幕式上，我再次站上講台，主持儀式，並見證了幾份重要 MoU 的簽署，為未來合作奠定基礎。

這些工作上的成就固然可貴，但真正讓這趟旅程難忘的，是與老朋友的相聚，尤其是見證了一場意義非凡的交接——新舊主席，在此刻完成了轉變。

這兩位主席，都是我多年的摯友。一位謙遜堅毅，陪伴我走過無數場國際會議與改革歷程；另一位熱情果斷，早已展現出非凡的領袖氣質。交接儀式的那一刻，我站在台上，看著一人緩步退下、一人昂然上前，心裡湧上一股難以言喻的情緒。那是一種既驚且喜的矛盾心情——我為卸任者的離開感到不捨，卻也為新任者的接棒感到欣慰。

作為他們共同的老朋友，我心中其實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這一份交接的重量。我們曾在無數場合中並肩努力，也曾在困境中互相打氣。如今，一人放下，一人接過，我看見他們眼中的堅定與複雜，看見過往的努力與未來的承擔在這一刻交會。我笑著為他們鼓掌，心裡卻在無聲地為他們祝福——願他們在不同的位置上，繼續發光，也彼此成全。

每一次與老友的重逢，都像一場時光之旅，帶來點滴驚喜與欣悅。我們在大邱的會場間隙分享彼此的近況，笑談往日趣事，也聊起未來打算。那些熟悉的笑聲與語調，彷彿能瞬間抹去時間的距離，讓人感到溫暖而安心。然而，歡聚的時光總是短暫，離別的時刻悄然而至。在會場揮手告別時，笑容背後藏著一絲離愁，那淡淡的惆悵，如晨霧般縈繞心頭。

坐在候機區，我望著窗外逐漸亮起的天色，思緒不由得飄遠。那日初升的光線從山巒間透出，像是一種象徵，也是一種祝福——為卸任者送上慰勞，也為新任者照亮前方。這次旅程，不僅是工作上的突破，更是心靈的一次充實。朋友的陪伴、會議的交流、大邱的風景，交織成一幅豐富的畫卷，讓我在疲憊中依然感到滿足。

出境檢查區終於開放，我起身，拖著行李走向閘口。回程的路途即將開始，但這一刻，我知道，這次大邱之旅的記憶，將長久留在我心裡。尤其是那一幕交接的畫面，將會在我記憶中，如今晨的曙光般，安靜卻深刻地，閃閃發亮。

林木人 (林偉倫博士. Dr. Benny Lam. Psy.D.）

回程，期待。 

我不是在寫一篇政治分析，也不想高高在上地批判誰。我只是想，嘗試寫出一種心情。那種你看到一個人站在哈佛的講台上，用優雅的英語談包容與多元，卻讓你一瞬間感覺自己在這世界上格格不入的心情。

那樣的語氣、那樣的視角，那份無懈可擊的價值正義，像一面鏡子，把許多人的挫敗與失衡，照得清清楚楚。社交平台上炸開了鍋，有人嘲笑脫離現實，有人質問這樣的人究竟站在哪一邊。你可以說那是仇富、是民粹、是鍵盤正義，但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那是一種集體性的認同危機，是信任崩塌下的情緒反撲。

在心理動力學上，這種對「白左」的厭惡，其實不是單純針對個人，而是一種「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普通人投射出自己無法達成的自由、成就、國際化的光環，然後用「你根本不懂我們」的語氣，劃出一條界線。他們其實不是反對進步價值，而是感受到這種進步，只屬於一小群早已在起跑線以外的人。

說到底，是階層的斷裂，是通道的崩潰。

當成功被壓縮成精英校園、資源密集、全球視野時，那些「用嘴咬住肚臍帶長大」的人，怎可能不感到絕望？他們不是不知道什麼是平等，而是從沒真正被邀請進去過。

「白左」這個詞，在某些地方成了嘲諷的代名詞。它不再是左派自由主義的純粹標籤，而是一種象徵，一種令人無力的完美模樣。那些總是站在舞台中央，說著世界應該怎樣、社會應該包容、每個人都有機會的人，似乎從來不需要為三餐奔波，不需要面對房租上漲，不需要跟病痛、學貸、家庭暴力交手。

他們說的話對不對，其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從哪裡說話。

而那些在樓下仰望的人，只能用語言攻擊、用怒氣保護自己，來維持一點點心理上的平衡。

社會的撕裂，很多時不是因為理念的分歧，而是因為「感受到被遺忘」。當「成功」只剩一條上升通道，而那條通道早已塞滿了既得利益者，我們怎可能相信這社會還有什麼公義？當我們每天都要為生計、教育、醫療而苦苦掙扎，那些用「你們也可以努力一點」來說教的話語，就像一把無聲的刀，刺進人心深處。

平等不是讓每個人都一樣成功，而是讓每個人都相信：即使我沒有家世、沒有精緻的口音、沒有美國學位，我仍然可以擁有被尊重的機會。而這個社會，仍然會有一點點位置，是為像我這樣的人而留下的。

但我們正在失去這份信任。那些在高台上講述包容的人與在地上咬牙活著的人之間，像是住在不同的星球。心理學說，人若失去了對公平的信念，會產生一種「習得的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這樣的社會，將不再尋求改革，而只剩冷笑與崩潰。當我們連怒吼都無力，就只能用一張張諷刺的圖文、一次次的抵制，來對抗那個我們參與不了的世界。

這不是一場價值的戰爭，而是一場生存的競逐。一場輸不起的競賽，輸了就不能好好活著。那些站在光亮裡的人或許從未想過，有人從出生那刻起，就只能在縫隙中學會怎麼呼吸。有人含著金匙，有人咬著肚臍帶，我們怎能期待他們擁有同樣的笑容？

所以當他們說：「我們是一樣的，我們都相信自由、平等、人權」，有些人會冷笑，因為他們聽到的不是理想，而是一種不帶理解的施捨。

或許，真正的公義與平等，不是某一方大聲喊出來的口號，而是你在街頭遇上一個撿紙皮的老婆婆，也願意俯身、微笑、傾聽她說一句：「你好啊」。

這樣的社會，才是我們不想放棄的地方。

林木人  (林偉倫博士. Dr. Benny Lam. Psy.D.）
你今天好嗎？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或許在電視劇中聽過「離解型人格障礙（DID）」這個詞語，但卻未必真正明白它背後的意義與複雜性。這種心理現象不僅令人震驚，也令人深思——當一個人的內在世界破裂成多重身份，每一個「我」都活得真實，卻又彼此斷裂，究竟是什麼經歷導致了這樣的分裂？

然而，若我們細想，這樣的內在撕裂不只存在於心理疾病之中。在信仰生活裡，有些基督徒也經歷著某種形式的「屬靈DID」——一種靈命上的分裂與不一致。表面上，我們稱自己是神的兒女，心中卻活在深深的控告、羞恥與空洞裡。這篇文章，願意從心理學與信仰的雙重視角出發，嘗試觸碰這個敏感卻真實的課題，並尋找整合與療癒的出路。

離解型人格障礙：心理世界中的碎片化自我

在臨床心理學的領域中，離解型人格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ID），過去被稱為「多重人格障礙」，是一種極其罕見而複雜的心理疾病。它的核心特徵在於：一個人擁有兩個或以上彼此分離的「人格狀態」，這些人格會交替掌控個體的行為、記憶、語氣，甚至生理反應。對於當事人來說，記憶中會出現明顯的斷層，他們無法回想起另一個人格做過的事，也無法整合這些經驗為一個連貫的自我。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診斷DID需要符合以下條件：個體需呈現兩個或以上截然不同的人格狀態；有重複性、難以解釋的記憶缺失；症狀造成明顯的痛苦或功能受損；並且這些症狀不能歸因於藥物、宗教或文化影響。

這種心理狀態，往往與深層的創傷經驗有關。許多研究指出，童年期的長期虐待——不論是情感、身體還是性方面——都可能成為引發DID的主因。為了在極度痛苦中存活，大腦會啟動一種「保護機制」，將創傷切割並交由不同的「身份」來承擔。這些過程牽涉大腦內情緒與記憶中心（如杏仁核與前額葉皮層）的異常調節，形成一種神經上的適應反應。

DID的臨床特徵通常包括多重身份的出現、離解性失憶、自我感的混亂與情緒劇烈波動。不少患者同時也會患有PTSD、抑鬱症等共病。腦部影像研究（如fMRI）亦發現，DID患者在與自我認知和記憶有關的腦區上，確實與一般人有所不同。

在治療層面上，目前有效的方法包括創傷導向的心理治療，例如認知行為治療（CBT）、眼動脫敏再處理療法（EMDR）與內在家庭系統療法（IFS）。穩定的生活環境、練習正念呼吸等自我調節技巧，以及必要時針對共病的藥物處理，都是幫助DID患者逐步重建內在整合的重要策略。而更重要的，是患者能感受到安全、有接納性的社會支持，讓他們不再需要分裂來逃避傷痛。

信仰裡的靈命分裂：一種屬靈的DID現象

離解不只是心理學的議題，它其實也悄悄地出現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中。所謂「屬靈的DID」，不是一種臨床診斷，而是一種靈命內在的割裂與混亂。當我們口裡說相信神的愛，心裡卻無法擺脫自責、羞恥與自我否定，我們就像活在兩個世界的中間，無法真正靠近神，也無法靠近真正的自己。

這種靈命上的分裂，往往源於創傷性的屬靈經歷。有些信徒可能在過往的信仰群體中被批判、定罪、羞辱，導致他們將信仰當作一種角色扮演：外表虔誠，內心空洞。他們內在的身份未曾被建造，只是不斷模仿外在的宗教行為，久而久之與神的真實關係也逐漸斷裂。

這種「屬靈DID」的徵象包括：信仰生活表裡不一、對神的形象感到混亂、常被內在的控告聲音困擾、靈命枯竭與失去熱情。他們可能仍然參與教會、服事，但內心早已與神漸行漸遠。

然而，靈命的整合是可以重新找回的旅程。當我們願意回到神面前，誠實地表達內心的掙扎，而不是繼續隱藏情緒與破碎時，醫治的光便開始照進來。我們可以透過默想式禱告、靈性陪談、正念的經文默想，來慢慢學習與神對話，重新建立信任與親密感。而一個願意接納、同行、不批判的屬靈群體，也是極其重要的陪伴力量。

結語：走向內在整合的自由之路

DID，不論是臨床上的還是屬靈層面的，都提醒我們：人其實可以活得很破碎，卻不自知。真正的整合，不只是心理上的恢復，更是靈魂深處的歸屬與自由。神不期待我們表現完美，祂期待我們真誠地與祂相遇。正如《以弗所書》所說：「你們既聽過祂的道，領了祂的教，學了祂的真理，就要脫去從前行為上的舊人……並且穿上新人。」（以弗所書4:22–24）

整合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事，而是一條每日走、每日選擇誠實與信任的路。願我們都能在這條路上，找回那個真實的「我」——那個在創傷與信仰中，仍被神完全接納與愛著的「我」。

林木人 (林偉倫博士. Dr. Benny Lam. Psy.D.）

在當今資訊爆炸的網絡時代，新的潮語層出不窮，「內卷」一詞尤為引人注目。它不僅是年輕世代口中的流行語，更成為一種生存現實的代名詞，描繪出現代社會中一種看似努力卻無法前行的困境。本篇文章將從詞源與歷史演變切入，結合心理學視角，深入剖析這股「內卷」和「擺爛」浪潮對個體與社會的深遠影響，並嘗試探索可能的出路。

「內卷」一詞源於英文 involution，最早可追溯至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哲學著作，意指一種向內層層摺疊、錯綜複雜的結構。這個概念被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茨（Clifford Geertz）於1963年引入現代社會科學，在其研究印尼農業的經典著作《農業內卷化》中，用以描述人口增加下農業勞動力過度投入，卻未能帶來產出提升的停滯發展。

進入中文語境後，尤其自2010年代後期起，經由高校學生、網絡社群的推波助瀾，「內卷」迅速變為一種文化現象，象徵著過度競爭下的非理性投入。從學生的超時學習、職場的無效加班，到家庭教養的比較心態，「內卷」的語意逐步擴張為一種「沒有出路的努力」、「精疲力竭的競爭」。

這一詞彙所帶來的情緒能量極為強烈，字面上的「內」強調系統內部的閉鎖，「卷」則象徵著不斷摺疊與扭曲的動態，將一種無法突破、只會內耗的結構困境具象化，使其成為當代青年最具共鳴的時代隱喻。

社會心理學中的社會比較理論指出，個體傾向透過與他人比較來評估自身價值。在「內卷」環境中，當身邊的人不斷加碼努力，例如同事加班、同學補習、朋友報讀進修課程時，即使原本並不願意，也會在「怕被落下」的焦慮中被動捲入。這是一種集體行動的困境，類似托馬斯·謝林所說的「臨界質量」理論：當一定比例的個體選擇過度投入時，整個群體便被捲入一場無法退出的競賽，導致集體效益下降，個體身心俱疲，卻無法停下腳步。

在動機心理學中，內在動機代表個體出於興趣與自我價值實現而努力，而外在動機則源自於他人認可、社會地位或報酬。當社會過度強調可量化的外在評價，如分數、收入、排名，「內卷」便導致人們忽略了內在需求。卡爾·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指出，當人為了生存與認可而壓抑自身興趣與本質，就會與自己產生疏離。在這種內卷競爭中，我們不再為了愛好而學習，不再為了成長而工作，而是為了「不要輸」而活，這是一種深層的心理傷害。

焦慮心理學認為，焦慮源於對未來的不確定與風險的預期。「內卷」正好營造出這種高壓環境：擔心失去機會、害怕被淘汰、焦慮於「別人都在進步」。這些情緒不但影響身心健康，更會進一步促使個體投入更多精力應對競爭，結果又導致更多焦慮，進入一個難以終止的惡性循環。

在「內卷」文化持續延燒的同時，另一股截然不同但密切相關的潮流也悄然崛起——「擺爛」。這個源自中國網絡語境的流行語，意指明知無法改變現狀，乾脆選擇放棄努力，以一種自我放逐的姿態，活在低慾望、低壓力的生活中。與「內卷」不斷強調投入、競爭、自我加壓相對，「擺爛」代表的是一種「反卷」心態，是在高壓社會下，青年人對無望競爭的集體性心理防禦機制。

「擺爛」的興起正是對「內卷」過度耗竭的一種情緒反彈。當個體長期處於「越努力越焦慮」的內卷困境時，部分人選擇抽離賽局，以「不努力、不比較、不拼搏」的方式尋求心理上的喘息空間。它在中國與香港皆有廣泛回響，特別是在面對高房價、低流動性與就業壓力的青年中，「擺爛」被視為「佛系人生」的延伸，一種無力中的自我保護。

然而，「擺爛」與「內卷」表面看似對立，實則皆為同一社會焦慮的不同反應路徑：一者是被迫投入競爭的過度適應，另一者則是放棄競爭的極端抽離。兩者共同描繪出當代青年在夾縫中的掙扎——既無法全然順從體制，又難以徹底擺脫現實壓力。在這樣的雙重文化景觀中，更突顯出現代價值觀與制度設計對心理健康的深層挑戰。

「內卷」現象不僅是行為模式的異常，更是一種深層的價值文化失衡。我們不妨將之稱為「重需文化」——一種永無止境的需求疊加文化。這種文化認為人應該不斷「升級」，即使已經足夠，也要追求更多、更快、更強。表面看似進步，實則是對人性的壓榨與消耗。

在這樣的文化邏輯下，學校以分數定義學生價值、職場以工時衡量貢獻、家庭以比較衡量教育成果，連休息與生活都被視為「不努力」的表現。我們成為了為履歷表活著的「人力資源」，而非一個追尋意義與幸福的完整人。

我們需要建立邊界，學會說「夠了」。榮格所說的「個體化」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發生——當你開始明白，你與世界之間，需要一條保護自己的心理界線。不是什麼都要爭，什麼都要贏；有時候，放棄一些外部標準，反而可以贏回自己。

同時，我們也要學會轉變動機。不是為了比較、為了贏別人而前行，而是為了更靠近那個真正的自己。就像德韋克提倡的「成長型思維」：不要問我比別人強不強，而要問，我今天是否比昨天更完整？
制度性的「內卷」不會因為一兩個人的「清醒」而瓦解。當教育體制仍用分數與排名作為唯一指標，當企業仍將「超時工作」視為責任感的象徵，那麼所有的「努力」不過是更深層的自我耗損。

社會的出路在於從「多做」轉向「有意義地做」；從「快速」轉向「適切」；從「競爭」轉向「合作」。芬蘭教育的多元評價、Piketty主張的稅制調節、以及正念心理學對「當下價值」的強調，都提醒我們：發展可以不必以「燃盡」為代價。

「內卷」不只是社會結構的症狀，更是一種心理上的呼喊：我們真的還有選擇嗎？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不要捲」的命題，而是如何在競爭洪流中保留自我，在工具理性中尋回存在意義。

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曾說過：「即使一切都被剝奪，人依然可以選擇自己的態度。」在這個「被自願競爭」的時代，唯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被捲入」，才有機會選擇退出，或重新定義參與的方式。

我們或許無法立刻改變世界的規則，但可以決定自己用什麼樣的心態走下去。從認識「內卷」，到穿越它、超越它，這將是我們這個世代最深刻的精神修煉。

(我把這新興文化稱之為《黑洞文化》，當中產生了很多《黑洞性格》的人。待續)。

林木人
拒絕黑洞

在我們身邊，總有一些話語不像刀子那般鋒利，但卻能在不知不覺中刺穿人的心。這種話語，往往不指名道姓，不直來直往，卻讓人心中隱隱作痛，似乎有些東西針對著自己，卻又無從說起。這便是古人所說的「含沙射影」。

「含沙射影」這個成語最早出現在唐代韓愈的《昌黎先生集》，它取材自一則古老傳說——相傳江河中有一種名叫「蜮」的水怪，外形像鱉，能從口中射出細沙，傷人無形。《詩經》中亦曾提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形容這些幽暗詭異的力量行蹤不定、難以對付。古人借此比喻那些暗箭難防的行徑，到了今日，則更多用來形容那些帶著陰影、帶著刺的話語。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含沙射影」之所以在人際互動中屢見不鮮，並非只是語言藝術，而是一種心理動能的投射與自我防衛的策略。在現代社會中，我們習慣壓抑直接表達，於是用暗示、影射來包裝不滿與攻擊，這種話語形式成為一種情緒逃避的「安全出口」。特別在職場或社交圈中，明目張膽的指責可能引起對抗與社會風險，而含糊的言語則可以模糊界線、逃避責任。例如，一句「有些人最近表現真的令人失望」，說者或許心中有數，但聽者卻可能人人自危。這種曖昧的語言構成一種心理「操控」場，讓群體中的人陷入猜測與防備。

而在社群媒體發達的今天，「含沙射影」更進化為一種「公開的私語」。例如，有人發文諷刺炫耀型行為，其實是間接針對某位熟人；又或者透過貼文抱怨某類型人，其實早已「劍指」某具體對象。這種模糊表達的特質，讓語言披上道德與藝術的外衣，卻暗藏著情緒操弄的意圖。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受害者的心理負擔極大，因為他們必須在未明確指向的語言中揣摩意圖，這種「高認知負荷」會消耗大量心智能量，導致焦慮、否定甚至抑鬱。當這種隱形攻擊累積成長期的人際不安全感，人就可能會對人際互動產生防衛與退縮，影響自尊與信任系統的建立。

為什麼人會使用含沙射影？一方面是來自不安全感與權力慾望的交錯。當人對自我價值感不穩，便更傾向於貶低他人來換取內心的平衡；另一方面，也可能出於控制欲與群體動態的操控。在一個不敢直接衝突的社會氛圍中，語言便成為一種策略化的工具，既表達情緒，又保持自身立場不失。

面對這種語言暴力的隱性化，現代人需要建立心理防禦的方式。一是理解，這種行為本質上反映的是對方內在的不安與情緒失衡，而非自身的錯誤；二是學習「非對號入座」的智慧，不讓自己在模糊語言中被操控；三是建立情緒界線，在適當時候提出溝通與澄清；若條件不允許，也可以選擇疏離與忽視。心理健康的維護不只是遠離明顯的暴力，也需要辨識這種披著語言外衣的無形刺。

在一個言論自由卻人心敏感的時代，如何說話與如何解話，同樣是心理素養的體現。面對「含沙射影」，我們不需要成為反擊的箭矢，但也不必成為默默承受的靶心。語言，是人類情感與思想的延伸；如何運用語言，如何面對語言的傷害，是現代人需要修習的一門心理課。在看似無聲的話語中學會聽懂情緒的訊號，也在模糊與暗影之間找到光與邊界，這才是真正的成熟與自由。

林木人 (林偉倫博士. Dr. Benny Lam. Psy.D.）

説一句合宜的說罷

人生這條路，有時筆直、有時彎曲；有時風光明媚，有時荒涼孤寂。而真正讓這趟旅程不至於令人徬徨的，從來不是目的地，而是路上那些曾與我們同行的人。有些人短暫地出現，像旅途中的一場煙火；有些人則默默陪伴多年，成為我們生命中一道不滅的光。這些陪伴者，不論是誰，在不同時刻、不同角色中，都曾在我心裡留下一道溫熱的痕跡。

伴侶，是我靈魂的緩衝地帶。我始終相信，伴侶不是一個人給予另一個人完整的
答案，而是在彼此的缺口裡種下理解與包容的種子。

在風雨中，他是我可以靠著喘息的人；在靜謐的日子裡，他是我一起數星星的對象。那是一種安心——知道當我疲憊時，有人會遞上一句溫柔的話語，不為解決，只為陪我一起沉默。

可有時，當我們將所有情感的重量都壓在這段關係上時，也會不自覺忽略了其他連結的存在。當世界變得複雜，當內心有些話說不出口，我才發現——除了他，我還需要一些不同的聲音。

朋友，是我情緒的共鳴板。朋友，或許不是每天見面的人，但他們知道我說話背後的空白。他們像一面鏡子，照見我不曾發現的自己，也像一道光，照進我內心那些昏暗的角落。朋友不需要刻意經營，卻在我最不堪的時刻，適時出現，用一句「我懂」讓我瞬間釋懷。

那些年少的瘋狂、青春的悸動、成長的掙扎，我們曾一起笑過、哭過。後來人漸漸少了，但留下來的，總是最懂我的幾個人。到了某個年紀，我明白了，朋友不在多，而在於他是否能靜靜坐在我身邊，即使一句話都不說，也能感受到那份被陪伴的溫度。

家人，是我心底的根
家，從來不是一個地點，而是一種情感的原鄉。父母的沉默，兄弟姐妹的鬥嘴，甚至下一代的吵鬧——這些片段，交織出我記憶裡最厚重的溫柔。他們或許不擅表達，但在我跌倒時，他們總是第一個伸手拉我；在我成功時，他們也會在遠方悄悄地微笑。

家的力量，是那種不需言語的支持。不管我在世界哪個角落，只要想到那扇熟悉的門，我知道自己還有退路；還有一個地方，始終為我而留。

獨處，是我與自己最誠實的對話。走到某個階段，我開始學會和自己好好相處。獨處，不等於孤單。它是一場與自己內心的深談，是清晨的第一口咖啡，是深夜裡不必解釋的沉默。那些靜下來的時刻，讓我重新整理思緒、療癒傷口，也讓我知道——我不是非得依賴誰才能走下去。

當我開始擁抱獨處，我的腳步變得更堅定。我不再急著找人填補空白，而是學會讓心慢慢發酵出力量。這種陪伴，來自我自己，最深、也最久。

陪伴，是一場靜水深流的奇蹟。人生從不只是一人演出的獨角戲。每段關係，都像是一段旅程中的停靠站。有的人幫我加滿燃料，有的人替我修理引擎，也有的人陪我看風景，哪怕只是一會兒。他們的出現，沒有誰理所當然，也沒有誰可以被取代。

於是我學會珍惜，不只是愛情的甜，也珍惜友情的暖、親情的深，還有那份來自心底的自我溫柔。這些陪伴，交錯出我生命的繽紛色彩。而我，也會記得，當我成為別人旅途中的一段風景時，要如何成為一個溫柔的陪伴者。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能自全；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部分，是整體的一部分。約翰·多恩（John Donne）

林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