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那天，沒刻意安排什麼慶祝，只是像往常一樣過日子。晚餐時，我們一家四口圍坐在飯桌旁，沒有手機、沒有電視，只有笑聲和溫暖的對話。我們聊著最近的趣事，回憶以前旅行中的糗事，也說起誰最近又忘了收衣服進屋。女兒們不再是小女孩了，談吐間多了成熟與獨立，但那份親密從未改變。

飯後，我收拾餐桌時，太太忽然說：「等等，我們有東西要給你。」

小女兒像是早有準備，笑着從房間走出來，手上捧著一個包裝整齊的禮盒。她走到我面前，眼裡閃著難掩的興奮，「爸爸，生日快樂，這是我們三個一起買的。」
我有點驚訝，看向太太與大女兒，她們都笑着點頭，沒有多說什麼，卻藏著一份溫柔的默契。

我坐下，小心翼翼地打開包裝。當那部全新的手機躺在盒子裡時，我怔住了。銀白色的機身在客廳燈光下閃著光，像是某種未來的預告。那一刻，我的心不只是感動，而是一種被照顧、被理解的暖意湧上心頭。
「爸，你的那部真的撐太久了啦，看新聞都要等半天，還常常斷線。」大女兒笑着說。

「資料我們會幫你轉好的，不用擔心照片不見。」小女兒補充。

我望著她們三人，手裡握著新手機，內心卻浮現出另一個影子——那部舊手機。五、六年來，它默默陪我走過了無數時光，記錄了孩子們成長的每一張笑臉、與親友的每一通電話、我凌晨難眠時寫下的心情筆記。
我是一個念舊的人，總覺得用久了的東西會有感情，像是老朋友，哪怕外殼刮花了，運作緩慢了，還是難以割捨。所以當我看著舊手機時，心裡湧起一股不捨，也是一種對過往日子的敬意。
我輕輕對她們說：「謝謝你們，真的……這份禮物，我會好好珍惜。」

太太點頭，小女兒笑着幫我裝好保護貼。我把舊手機小心地放進盒子裡，不是遺忘，而是收藏。那是一段過去的記憶，而新手機，將陪我踏上新的旅程。

螢幕亮起，是一張我們在郊外野餐時拍的全家福，陽光下，每個人的笑容都那麼真。那一刻我明白，這部手機不只是新機器，而是一種傳遞愛的方式，是她們對我的體貼與回應。
我在心裡默默說了兩句話，一句給舊手機：「謝謝你陪我走過這些年。」一句給新手機，也像是對家人說的：「未來的日子，就拜託你們了。」

林木人 (林偉倫博士. Dr. Benny Lam. Psy.D.）

A Morning on the Way Back from Korea

Around 4 a.m., the lights at Daegu Airport were soft and chilly, with the air carrying a unique morning stillness. After dragging my luggage and completing the check-in procedures, I sat in a chair in the waiting area, staring at the still-closed departure inspection gate. Time seemed to slow down in this moment. The terminal was sparsely populated, with only a few travelers and cleaning staff occasionally passing by. Perhaps because it was too early, the gate remained shut, and I could only sit quietly and wait.

My tired body reminded me how full the past few days had been. Reflecting on this trip to Daegu, the rewards far exceeded expectations.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rve as a plenary session chair, and also share my views as a speaker in another plenary. These experiences left me fulfilled and satisfied. Dur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I once again took the stage to host the proceedings and witnessed the signing of several important Mo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s.

These work accomplishments were undoubtedly valuable, but what truly made this trip unforgettable was the reunion with old friends—especially witnessing a significant leadership transition in the Eurasia Forum.

Both the outgoing and incoming presidents are longtime friends of mine. One is humble and steadfast, who has stood beside me through countless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reforms; the other is passionate and decisive, having already demonstrated remarkable leadership qualities. At the moment of the handover ceremony, I stood on stage watching one step down and the other step up, and a flood of indescribable emotions surged in my heart. It was a complex feeling—both joyful and anxious. I felt reluctant to see one leave, yet reassured to see the other take the reins.

As a mutual friend of both, I perhaps understood the weight of this transition better than anyone. We had fought alongside one another in many contexts, encouraging each other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Now, one lets go while the other steps forward. I saw the determination and complexity in their eyes, the intertwining of past efforts and future responsibilities at that very moment. I smiled and applauded for them, silently sending them my blessings—may they both shine in their respective roles and continue to support each other.

Every reunion with old friends feels like a journey through time, filled with small surprises and joy. During the breaks at the conference, we caught up on each other’s lives, shared old anecdotes, and talked about future plans. The familiar laughter and tones seemed to erase all sense of time and distance, bringing warmth and reassurance. Yet happy moments are always brief, and farewells arrive quietly. As we waved goodbye at the venue, behind our smiles was a touch of sadness—like morning mist lingering in the heart.

Sitting in the departure lounge, I gazed at the gradually brightening sky outside, and my thoughts drifted far. The rising light over the mountains felt like a symbol and a blessing—an expression of gratitude for the outgoing president, and illumination for the path ahead of the new one. This journey wasn’t just a professional milestone but also a soulful one. The companionship of friends, the exchange of ideas, and the scenery of Daegu intertwined into a rich tapestry, leaving me deeply content despite the fatigue.

The departure gate finally opened. I stood up, pulled my luggage, and walked toward the gate. The journey home was about to begin, but I knew that the memories of this trip to Daegu would remain etched in my heart. Especially that moment of leadership transition—it would shine in my memory like the quiet light of dawn.

Wooden Lam

(Dr. Benny Lam)

一個韓國回程的早晨

凌晨四點多，大邱機場的燈光柔和而清冷，空氣中帶著清晨特有的靜謐。我拖著行李，辦妥登機手續後，坐在候機區的椅子上，望著尚未開放的出境檢查區。時間在這一刻彷彿變得緩慢，機場內人流稀疏，只有幾位旅客和清潔人員偶爾走過。或許因為太早，檢查區的大門依然緊閉，我只能靜靜地坐著，等著。

疲憊的身體提醒著這幾天的行程有多充實。回想這次大邱之行，收穫遠超預期。能夠參與國際會議，擔任 plenary session 的主持人，又在另一場 plenary 中作為講者分享觀點，這些經歷讓我感到滿足而充實。在閉幕式上，我再次站上講台，主持儀式，並見證了幾份重要 MoU 的簽署，為未來合作奠定基礎。

這些工作上的成就固然可貴，但真正讓這趟旅程難忘的，是與老朋友的相聚，尤其是見證了一場意義非凡的交接——新舊主席，在此刻完成了轉變。

這兩位主席，都是我多年的摯友。一位謙遜堅毅，陪伴我走過無數場國際會議與改革歷程；另一位熱情果斷，早已展現出非凡的領袖氣質。交接儀式的那一刻，我站在台上，看著一人緩步退下、一人昂然上前，心裡湧上一股難以言喻的情緒。那是一種既驚且喜的矛盾心情——我為卸任者的離開感到不捨，卻也為新任者的接棒感到欣慰。

作為他們共同的老朋友，我心中其實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這一份交接的重量。我們曾在無數場合中並肩努力，也曾在困境中互相打氣。如今，一人放下，一人接過，我看見他們眼中的堅定與複雜，看見過往的努力與未來的承擔在這一刻交會。我笑著為他們鼓掌，心裡卻在無聲地為他們祝福——願他們在不同的位置上，繼續發光，也彼此成全。

每一次與老友的重逢，都像一場時光之旅，帶來點滴驚喜與欣悅。我們在大邱的會場間隙分享彼此的近況，笑談往日趣事，也聊起未來打算。那些熟悉的笑聲與語調，彷彿能瞬間抹去時間的距離，讓人感到溫暖而安心。然而，歡聚的時光總是短暫，離別的時刻悄然而至。在會場揮手告別時，笑容背後藏著一絲離愁，那淡淡的惆悵，如晨霧般縈繞心頭。

坐在候機區，我望著窗外逐漸亮起的天色，思緒不由得飄遠。那日初升的光線從山巒間透出，像是一種象徵，也是一種祝福——為卸任者送上慰勞，也為新任者照亮前方。這次旅程，不僅是工作上的突破，更是心靈的一次充實。朋友的陪伴、會議的交流、大邱的風景，交織成一幅豐富的畫卷，讓我在疲憊中依然感到滿足。

出境檢查區終於開放，我起身，拖著行李走向閘口。回程的路途即將開始，但這一刻，我知道，這次大邱之旅的記憶，將長久留在我心裡。尤其是那一幕交接的畫面，將會在我記憶中，如今晨的曙光般，安靜卻深刻地，閃閃發亮。

林木人 (林偉倫博士. Dr. Benny Lam. Psy.D.）

回程，期待。 

我不是在寫一篇政治分析，也不想高高在上地批判誰。我只是想，嘗試寫出一種心情。那種你看到一個人站在哈佛的講台上，用優雅的英語談包容與多元，卻讓你一瞬間感覺自己在這世界上格格不入的心情。

那樣的語氣、那樣的視角，那份無懈可擊的價值正義，像一面鏡子，把許多人的挫敗與失衡，照得清清楚楚。社交平台上炸開了鍋，有人嘲笑脫離現實，有人質問這樣的人究竟站在哪一邊。你可以說那是仇富、是民粹、是鍵盤正義，但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那是一種集體性的認同危機，是信任崩塌下的情緒反撲。

在心理動力學上，這種對「白左」的厭惡，其實不是單純針對個人，而是一種「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普通人投射出自己無法達成的自由、成就、國際化的光環，然後用「你根本不懂我們」的語氣，劃出一條界線。他們其實不是反對進步價值，而是感受到這種進步，只屬於一小群早已在起跑線以外的人。

說到底，是階層的斷裂，是通道的崩潰。

當成功被壓縮成精英校園、資源密集、全球視野時，那些「用嘴咬住肚臍帶長大」的人，怎可能不感到絕望？他們不是不知道什麼是平等，而是從沒真正被邀請進去過。

「白左」這個詞，在某些地方成了嘲諷的代名詞。它不再是左派自由主義的純粹標籤，而是一種象徵，一種令人無力的完美模樣。那些總是站在舞台中央，說著世界應該怎樣、社會應該包容、每個人都有機會的人，似乎從來不需要為三餐奔波，不需要面對房租上漲，不需要跟病痛、學貸、家庭暴力交手。

他們說的話對不對，其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從哪裡說話。

而那些在樓下仰望的人，只能用語言攻擊、用怒氣保護自己，來維持一點點心理上的平衡。

社會的撕裂，很多時不是因為理念的分歧，而是因為「感受到被遺忘」。當「成功」只剩一條上升通道，而那條通道早已塞滿了既得利益者，我們怎可能相信這社會還有什麼公義？當我們每天都要為生計、教育、醫療而苦苦掙扎，那些用「你們也可以努力一點」來說教的話語，就像一把無聲的刀，刺進人心深處。

平等不是讓每個人都一樣成功，而是讓每個人都相信：即使我沒有家世、沒有精緻的口音、沒有美國學位，我仍然可以擁有被尊重的機會。而這個社會，仍然會有一點點位置，是為像我這樣的人而留下的。

但我們正在失去這份信任。那些在高台上講述包容的人與在地上咬牙活著的人之間，像是住在不同的星球。心理學說，人若失去了對公平的信念，會產生一種「習得的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這樣的社會，將不再尋求改革，而只剩冷笑與崩潰。當我們連怒吼都無力，就只能用一張張諷刺的圖文、一次次的抵制，來對抗那個我們參與不了的世界。

這不是一場價值的戰爭，而是一場生存的競逐。一場輸不起的競賽，輸了就不能好好活著。那些站在光亮裡的人或許從未想過，有人從出生那刻起，就只能在縫隙中學會怎麼呼吸。有人含著金匙，有人咬著肚臍帶，我們怎能期待他們擁有同樣的笑容？

所以當他們說：「我們是一樣的，我們都相信自由、平等、人權」，有些人會冷笑，因為他們聽到的不是理想，而是一種不帶理解的施捨。

或許，真正的公義與平等，不是某一方大聲喊出來的口號，而是你在街頭遇上一個撿紙皮的老婆婆，也願意俯身、微笑、傾聽她說一句：「你好啊」。

這樣的社會，才是我們不想放棄的地方。

林木人  (林偉倫博士. Dr. Benny Lam. Psy.D.）
你今天好嗎？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或許在電視劇中聽過「離解型人格障礙（DID）」這個詞語，但卻未必真正明白它背後的意義與複雜性。這種心理現象不僅令人震驚，也令人深思——當一個人的內在世界破裂成多重身份，每一個「我」都活得真實，卻又彼此斷裂，究竟是什麼經歷導致了這樣的分裂？

然而，若我們細想，這樣的內在撕裂不只存在於心理疾病之中。在信仰生活裡，有些基督徒也經歷著某種形式的「屬靈DID」——一種靈命上的分裂與不一致。表面上，我們稱自己是神的兒女，心中卻活在深深的控告、羞恥與空洞裡。這篇文章，願意從心理學與信仰的雙重視角出發，嘗試觸碰這個敏感卻真實的課題，並尋找整合與療癒的出路。

離解型人格障礙：心理世界中的碎片化自我

在臨床心理學的領域中，離解型人格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ID），過去被稱為「多重人格障礙」，是一種極其罕見而複雜的心理疾病。它的核心特徵在於：一個人擁有兩個或以上彼此分離的「人格狀態」，這些人格會交替掌控個體的行為、記憶、語氣，甚至生理反應。對於當事人來說，記憶中會出現明顯的斷層，他們無法回想起另一個人格做過的事，也無法整合這些經驗為一個連貫的自我。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診斷DID需要符合以下條件：個體需呈現兩個或以上截然不同的人格狀態；有重複性、難以解釋的記憶缺失；症狀造成明顯的痛苦或功能受損；並且這些症狀不能歸因於藥物、宗教或文化影響。

這種心理狀態，往往與深層的創傷經驗有關。許多研究指出，童年期的長期虐待——不論是情感、身體還是性方面——都可能成為引發DID的主因。為了在極度痛苦中存活，大腦會啟動一種「保護機制」，將創傷切割並交由不同的「身份」來承擔。這些過程牽涉大腦內情緒與記憶中心（如杏仁核與前額葉皮層）的異常調節，形成一種神經上的適應反應。

DID的臨床特徵通常包括多重身份的出現、離解性失憶、自我感的混亂與情緒劇烈波動。不少患者同時也會患有PTSD、抑鬱症等共病。腦部影像研究（如fMRI）亦發現，DID患者在與自我認知和記憶有關的腦區上，確實與一般人有所不同。

在治療層面上，目前有效的方法包括創傷導向的心理治療，例如認知行為治療（CBT）、眼動脫敏再處理療法（EMDR）與內在家庭系統療法（IFS）。穩定的生活環境、練習正念呼吸等自我調節技巧，以及必要時針對共病的藥物處理，都是幫助DID患者逐步重建內在整合的重要策略。而更重要的，是患者能感受到安全、有接納性的社會支持，讓他們不再需要分裂來逃避傷痛。

信仰裡的靈命分裂：一種屬靈的DID現象

離解不只是心理學的議題，它其實也悄悄地出現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中。所謂「屬靈的DID」，不是一種臨床診斷，而是一種靈命內在的割裂與混亂。當我們口裡說相信神的愛，心裡卻無法擺脫自責、羞恥與自我否定，我們就像活在兩個世界的中間，無法真正靠近神，也無法靠近真正的自己。

這種靈命上的分裂，往往源於創傷性的屬靈經歷。有些信徒可能在過往的信仰群體中被批判、定罪、羞辱，導致他們將信仰當作一種角色扮演：外表虔誠，內心空洞。他們內在的身份未曾被建造，只是不斷模仿外在的宗教行為，久而久之與神的真實關係也逐漸斷裂。

這種「屬靈DID」的徵象包括：信仰生活表裡不一、對神的形象感到混亂、常被內在的控告聲音困擾、靈命枯竭與失去熱情。他們可能仍然參與教會、服事，但內心早已與神漸行漸遠。

然而，靈命的整合是可以重新找回的旅程。當我們願意回到神面前，誠實地表達內心的掙扎，而不是繼續隱藏情緒與破碎時，醫治的光便開始照進來。我們可以透過默想式禱告、靈性陪談、正念的經文默想，來慢慢學習與神對話，重新建立信任與親密感。而一個願意接納、同行、不批判的屬靈群體，也是極其重要的陪伴力量。

結語：走向內在整合的自由之路

DID，不論是臨床上的還是屬靈層面的，都提醒我們：人其實可以活得很破碎，卻不自知。真正的整合，不只是心理上的恢復，更是靈魂深處的歸屬與自由。神不期待我們表現完美，祂期待我們真誠地與祂相遇。正如《以弗所書》所說：「你們既聽過祂的道，領了祂的教，學了祂的真理，就要脫去從前行為上的舊人……並且穿上新人。」（以弗所書4:22–24）

整合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事，而是一條每日走、每日選擇誠實與信任的路。願我們都能在這條路上，找回那個真實的「我」——那個在創傷與信仰中，仍被神完全接納與愛著的「我」。

林木人 (林偉倫博士. Dr. Benny Lam. Psy.D.）

在當今資訊爆炸的網絡時代，新的潮語層出不窮，「內卷」一詞尤為引人注目。它不僅是年輕世代口中的流行語，更成為一種生存現實的代名詞，描繪出現代社會中一種看似努力卻無法前行的困境。本篇文章將從詞源與歷史演變切入，結合心理學視角，深入剖析這股「內卷」和「擺爛」浪潮對個體與社會的深遠影響，並嘗試探索可能的出路。

「內卷」一詞源於英文 involution，最早可追溯至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哲學著作，意指一種向內層層摺疊、錯綜複雜的結構。這個概念被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茨（Clifford Geertz）於1963年引入現代社會科學，在其研究印尼農業的經典著作《農業內卷化》中，用以描述人口增加下農業勞動力過度投入，卻未能帶來產出提升的停滯發展。

進入中文語境後，尤其自2010年代後期起，經由高校學生、網絡社群的推波助瀾，「內卷」迅速變為一種文化現象，象徵著過度競爭下的非理性投入。從學生的超時學習、職場的無效加班，到家庭教養的比較心態，「內卷」的語意逐步擴張為一種「沒有出路的努力」、「精疲力竭的競爭」。

這一詞彙所帶來的情緒能量極為強烈，字面上的「內」強調系統內部的閉鎖，「卷」則象徵著不斷摺疊與扭曲的動態，將一種無法突破、只會內耗的結構困境具象化，使其成為當代青年最具共鳴的時代隱喻。

社會心理學中的社會比較理論指出，個體傾向透過與他人比較來評估自身價值。在「內卷」環境中，當身邊的人不斷加碼努力，例如同事加班、同學補習、朋友報讀進修課程時，即使原本並不願意，也會在「怕被落下」的焦慮中被動捲入。這是一種集體行動的困境，類似托馬斯·謝林所說的「臨界質量」理論：當一定比例的個體選擇過度投入時，整個群體便被捲入一場無法退出的競賽，導致集體效益下降，個體身心俱疲，卻無法停下腳步。

在動機心理學中，內在動機代表個體出於興趣與自我價值實現而努力，而外在動機則源自於他人認可、社會地位或報酬。當社會過度強調可量化的外在評價，如分數、收入、排名，「內卷」便導致人們忽略了內在需求。卡爾·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指出，當人為了生存與認可而壓抑自身興趣與本質，就會與自己產生疏離。在這種內卷競爭中，我們不再為了愛好而學習，不再為了成長而工作，而是為了「不要輸」而活，這是一種深層的心理傷害。

焦慮心理學認為，焦慮源於對未來的不確定與風險的預期。「內卷」正好營造出這種高壓環境：擔心失去機會、害怕被淘汰、焦慮於「別人都在進步」。這些情緒不但影響身心健康，更會進一步促使個體投入更多精力應對競爭，結果又導致更多焦慮，進入一個難以終止的惡性循環。

在「內卷」文化持續延燒的同時，另一股截然不同但密切相關的潮流也悄然崛起——「擺爛」。這個源自中國網絡語境的流行語，意指明知無法改變現狀，乾脆選擇放棄努力，以一種自我放逐的姿態，活在低慾望、低壓力的生活中。與「內卷」不斷強調投入、競爭、自我加壓相對，「擺爛」代表的是一種「反卷」心態，是在高壓社會下，青年人對無望競爭的集體性心理防禦機制。

「擺爛」的興起正是對「內卷」過度耗竭的一種情緒反彈。當個體長期處於「越努力越焦慮」的內卷困境時，部分人選擇抽離賽局，以「不努力、不比較、不拼搏」的方式尋求心理上的喘息空間。它在中國與香港皆有廣泛回響，特別是在面對高房價、低流動性與就業壓力的青年中，「擺爛」被視為「佛系人生」的延伸，一種無力中的自我保護。

然而，「擺爛」與「內卷」表面看似對立，實則皆為同一社會焦慮的不同反應路徑：一者是被迫投入競爭的過度適應，另一者則是放棄競爭的極端抽離。兩者共同描繪出當代青年在夾縫中的掙扎——既無法全然順從體制，又難以徹底擺脫現實壓力。在這樣的雙重文化景觀中，更突顯出現代價值觀與制度設計對心理健康的深層挑戰。

「內卷」現象不僅是行為模式的異常，更是一種深層的價值文化失衡。我們不妨將之稱為「重需文化」——一種永無止境的需求疊加文化。這種文化認為人應該不斷「升級」，即使已經足夠，也要追求更多、更快、更強。表面看似進步，實則是對人性的壓榨與消耗。

在這樣的文化邏輯下，學校以分數定義學生價值、職場以工時衡量貢獻、家庭以比較衡量教育成果，連休息與生活都被視為「不努力」的表現。我們成為了為履歷表活著的「人力資源」，而非一個追尋意義與幸福的完整人。

我們需要建立邊界，學會說「夠了」。榮格所說的「個體化」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發生——當你開始明白，你與世界之間，需要一條保護自己的心理界線。不是什麼都要爭，什麼都要贏；有時候，放棄一些外部標準，反而可以贏回自己。

同時，我們也要學會轉變動機。不是為了比較、為了贏別人而前行，而是為了更靠近那個真正的自己。就像德韋克提倡的「成長型思維」：不要問我比別人強不強，而要問，我今天是否比昨天更完整？
制度性的「內卷」不會因為一兩個人的「清醒」而瓦解。當教育體制仍用分數與排名作為唯一指標，當企業仍將「超時工作」視為責任感的象徵，那麼所有的「努力」不過是更深層的自我耗損。

社會的出路在於從「多做」轉向「有意義地做」；從「快速」轉向「適切」；從「競爭」轉向「合作」。芬蘭教育的多元評價、Piketty主張的稅制調節、以及正念心理學對「當下價值」的強調，都提醒我們：發展可以不必以「燃盡」為代價。

「內卷」不只是社會結構的症狀，更是一種心理上的呼喊：我們真的還有選擇嗎？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不要捲」的命題，而是如何在競爭洪流中保留自我，在工具理性中尋回存在意義。

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曾說過：「即使一切都被剝奪，人依然可以選擇自己的態度。」在這個「被自願競爭」的時代，唯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被捲入」，才有機會選擇退出，或重新定義參與的方式。

我們或許無法立刻改變世界的規則，但可以決定自己用什麼樣的心態走下去。從認識「內卷」，到穿越它、超越它，這將是我們這個世代最深刻的精神修煉。

(我把這新興文化稱之為《黑洞文化》，當中產生了很多《黑洞性格》的人。待續)。

林木人
拒絕黑洞

在我們身邊，總有一些話語不像刀子那般鋒利，但卻能在不知不覺中刺穿人的心。這種話語，往往不指名道姓，不直來直往，卻讓人心中隱隱作痛，似乎有些東西針對著自己，卻又無從說起。這便是古人所說的「含沙射影」。

「含沙射影」這個成語最早出現在唐代韓愈的《昌黎先生集》，它取材自一則古老傳說——相傳江河中有一種名叫「蜮」的水怪，外形像鱉，能從口中射出細沙，傷人無形。《詩經》中亦曾提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形容這些幽暗詭異的力量行蹤不定、難以對付。古人借此比喻那些暗箭難防的行徑，到了今日，則更多用來形容那些帶著陰影、帶著刺的話語。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含沙射影」之所以在人際互動中屢見不鮮，並非只是語言藝術，而是一種心理動能的投射與自我防衛的策略。在現代社會中，我們習慣壓抑直接表達，於是用暗示、影射來包裝不滿與攻擊，這種話語形式成為一種情緒逃避的「安全出口」。特別在職場或社交圈中，明目張膽的指責可能引起對抗與社會風險，而含糊的言語則可以模糊界線、逃避責任。例如，一句「有些人最近表現真的令人失望」，說者或許心中有數，但聽者卻可能人人自危。這種曖昧的語言構成一種心理「操控」場，讓群體中的人陷入猜測與防備。

而在社群媒體發達的今天，「含沙射影」更進化為一種「公開的私語」。例如，有人發文諷刺炫耀型行為，其實是間接針對某位熟人；又或者透過貼文抱怨某類型人，其實早已「劍指」某具體對象。這種模糊表達的特質，讓語言披上道德與藝術的外衣，卻暗藏著情緒操弄的意圖。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受害者的心理負擔極大，因為他們必須在未明確指向的語言中揣摩意圖，這種「高認知負荷」會消耗大量心智能量，導致焦慮、否定甚至抑鬱。當這種隱形攻擊累積成長期的人際不安全感，人就可能會對人際互動產生防衛與退縮，影響自尊與信任系統的建立。

為什麼人會使用含沙射影？一方面是來自不安全感與權力慾望的交錯。當人對自我價值感不穩，便更傾向於貶低他人來換取內心的平衡；另一方面，也可能出於控制欲與群體動態的操控。在一個不敢直接衝突的社會氛圍中，語言便成為一種策略化的工具，既表達情緒，又保持自身立場不失。

面對這種語言暴力的隱性化，現代人需要建立心理防禦的方式。一是理解，這種行為本質上反映的是對方內在的不安與情緒失衡，而非自身的錯誤；二是學習「非對號入座」的智慧，不讓自己在模糊語言中被操控；三是建立情緒界線，在適當時候提出溝通與澄清；若條件不允許，也可以選擇疏離與忽視。心理健康的維護不只是遠離明顯的暴力，也需要辨識這種披著語言外衣的無形刺。

在一個言論自由卻人心敏感的時代，如何說話與如何解話，同樣是心理素養的體現。面對「含沙射影」，我們不需要成為反擊的箭矢，但也不必成為默默承受的靶心。語言，是人類情感與思想的延伸；如何運用語言，如何面對語言的傷害，是現代人需要修習的一門心理課。在看似無聲的話語中學會聽懂情緒的訊號，也在模糊與暗影之間找到光與邊界，這才是真正的成熟與自由。

林木人 (林偉倫博士. Dr. Benny Lam. Psy.D.）

説一句合宜的說罷

人生這條路，有時筆直、有時彎曲；有時風光明媚，有時荒涼孤寂。而真正讓這趟旅程不至於令人徬徨的，從來不是目的地，而是路上那些曾與我們同行的人。有些人短暫地出現，像旅途中的一場煙火；有些人則默默陪伴多年，成為我們生命中一道不滅的光。這些陪伴者，不論是誰，在不同時刻、不同角色中，都曾在我心裡留下一道溫熱的痕跡。

伴侶，是我靈魂的緩衝地帶。我始終相信，伴侶不是一個人給予另一個人完整的
答案，而是在彼此的缺口裡種下理解與包容的種子。

在風雨中，他是我可以靠著喘息的人；在靜謐的日子裡，他是我一起數星星的對象。那是一種安心——知道當我疲憊時，有人會遞上一句溫柔的話語，不為解決，只為陪我一起沉默。

可有時，當我們將所有情感的重量都壓在這段關係上時，也會不自覺忽略了其他連結的存在。當世界變得複雜，當內心有些話說不出口，我才發現——除了他，我還需要一些不同的聲音。

朋友，是我情緒的共鳴板。朋友，或許不是每天見面的人，但他們知道我說話背後的空白。他們像一面鏡子，照見我不曾發現的自己，也像一道光，照進我內心那些昏暗的角落。朋友不需要刻意經營，卻在我最不堪的時刻，適時出現，用一句「我懂」讓我瞬間釋懷。

那些年少的瘋狂、青春的悸動、成長的掙扎，我們曾一起笑過、哭過。後來人漸漸少了，但留下來的，總是最懂我的幾個人。到了某個年紀，我明白了，朋友不在多，而在於他是否能靜靜坐在我身邊，即使一句話都不說，也能感受到那份被陪伴的溫度。

家人，是我心底的根
家，從來不是一個地點，而是一種情感的原鄉。父母的沉默，兄弟姐妹的鬥嘴，甚至下一代的吵鬧——這些片段，交織出我記憶裡最厚重的溫柔。他們或許不擅表達，但在我跌倒時，他們總是第一個伸手拉我；在我成功時，他們也會在遠方悄悄地微笑。

家的力量，是那種不需言語的支持。不管我在世界哪個角落，只要想到那扇熟悉的門，我知道自己還有退路；還有一個地方，始終為我而留。

獨處，是我與自己最誠實的對話。走到某個階段，我開始學會和自己好好相處。獨處，不等於孤單。它是一場與自己內心的深談，是清晨的第一口咖啡，是深夜裡不必解釋的沉默。那些靜下來的時刻，讓我重新整理思緒、療癒傷口，也讓我知道——我不是非得依賴誰才能走下去。

當我開始擁抱獨處，我的腳步變得更堅定。我不再急著找人填補空白，而是學會讓心慢慢發酵出力量。這種陪伴，來自我自己，最深、也最久。

陪伴，是一場靜水深流的奇蹟。人生從不只是一人演出的獨角戲。每段關係，都像是一段旅程中的停靠站。有的人幫我加滿燃料，有的人替我修理引擎，也有的人陪我看風景，哪怕只是一會兒。他們的出現，沒有誰理所當然，也沒有誰可以被取代。

於是我學會珍惜，不只是愛情的甜，也珍惜友情的暖、親情的深，還有那份來自心底的自我溫柔。這些陪伴，交錯出我生命的繽紛色彩。而我，也會記得，當我成為別人旅途中的一段風景時，要如何成為一個溫柔的陪伴者。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能自全；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部分，是整體的一部分。約翰·多恩（John Donne）

林木人

「你唔好咁萌塞啦！」這句話相信好多廣東人都聽過甚至講過。乍聽之下好像很普通，再解釋一下時就是説「唔好咁硬頸」、「唔好死撐」，但其實這種所謂的「萌塞」，背後可能隱藏著更深的心理因素。

廣東話的「萌塞」，通常是指一個人堅持自己的睇法，不理其他人的意見，不願意溝通協商，常常自把自為。我們身邊應該會有這一類的朋友或者家人，無論你怎樣勸他們，他們都會照著自己的意思去做到底，甚至連撞了板也不會改變主意。若再提醒一下，他還可能會遷怒於你：「我說可以就可以了！何用你來教我？」

其實這種「萌塞」，更準確一點來講，心理學上稱作「認知僵化」（Cognitive Rigidity），即是思維方式缺乏彈性，無法接受新觀點或資訊，總認為只有自己掌握真理，對其他人的建議感到抗拒甚至敵視。長期如此，容易導致人際關係受損，同時也增加內心的壓力與挫敗感。

記得我曾經有一位朋友，工作能力相當突出，但卻非常固執，開會討論方案時，總是一意孤行，堅持自己的方法。每當其他人提出不同建議，他不是理性分析，而是情緒性地拒絕：「以前試過，沒用的。」漸漸地，同事們再也不願意提出建議，團隊內氣氛逐漸低迷，很多優秀的想法也因此被埋沒。

更糟糕的是，這位朋友也逐漸變得孤單、焦慮，因為內心深處總是處於防禦狀態，覺得別人不認同自己，就是否定自己的能力與價值。心理學研究指出，長期處於這種防禦狀態的人，很容易產生心理健康問題，例如焦慮症、憂鬱症，甚至影響身體健康。

不只在職場，「萌塞」的情況也經常出現在家庭之中。年輕一輩希望向長輩提出更好的方法時，往往會聽到：「我這麼多年都這樣過來了，用得著你教？」這種反應背後，常常隱藏著內心對自我價值的焦慮與防衛。面對這樣的長輩，晚輩常常感到無奈，漸漸形成代溝與距離，讓原本親密的家庭關係變得緊張。

心理學家認為，解決這種心理封閉的狀況，需要學習「非對抗性溝通」（Non-confrontational Communication）。簡單來說，就是避免直接挑戰對方的自尊心或立場，而是溫和地表達自己的看法，給予對方心理上的空間。例如：「你的想法其實不錯，但我們不妨試試另一種方法，說不定效果更好？」透過這種溫和的表達，能逐漸降低對方的防禦心理，使對方願意嘗試新的可能。

當然，我們也需要時刻提醒自己是否陷入「萌塞」的狀態。堅持原則固然是好的，但若過於固執，拒絕接受外界意見，長期下去便會封閉自己的人際網絡，阻礙個人成長。時常保持內心開放，主動去聆聽不同的聲音，才能真正走出固執的困局。

生活中，少一點「萌塞」，多一點彈性與包容，會讓自己和身邊的人都過得更加舒心自在。

林木人

不萌塞但鼻塞

人生，總在理想與現實的縫隙間搖擺。理想如天邊的星辰，閃耀而遙遠，召喚著我們的心靈；現實卻似腳下的泥濘，沉重而真切，提醒我們生活的重量。有人說，懷抱理想是件美好的事，它像一團火焰，點燃生命的熱情。然而，當理想在現實的風雨中搖搖欲墜，無法落地生根時，我們該如何面對？是放棄理想，還是逃避現實？抑或在這魚與熊掌的抉擇中，尋找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在探討這場心靈的對話之前，我們或許需要先釐清「理想」與「夢想」的分別。理想，是一種對未來生活的長期願景，帶有明確的方向與價值觀，通常與我們的信念和人生目標緊密相連。例如，成為一名醫生以救治生命，或創辦一家企業以改變行業現狀，這些都是理想的體現，它們往往需要長期的規劃與努力。

夢想則更為靈動而個人化，它可能是某個具體的畫面、某個瞬間的渴望，甚至是一種不那麼明確的憧憬，比如環遊世界、寫一本書，或在某個領域獲得認可。簡單來說，理想是理性的藍圖，指引我們前行的方向；夢想則是感性的火花，點燃我們內心的熱情。理想與夢想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我們對美好未來的想像。

理想與現實，是否能同步前行？這是每個人心中都曾叩問的問題。年輕時，我們或許都曾懷抱夢想，夢想成為某個了不起的人，去某個遙遠的地方，實現某個改變世界的目標；同時，我們也可能立下理想，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那時的我們，眼中滿是星光，步伐輕盈，彷彿只要努力，夢想與理想都能觸手可及。然而，隨著歲月的推移，現實如一面鏡子，映照出生活的真相：時間有限，資源有限，機遇有限。有時，縱使我們傾盡全力，理想依然如水中月，夢想也如鏡中花，捉摸不定。於是，有人開始懷疑：是不是該降低期待，放棄追尋，甚至將夢想與理想埋進心底，默默接受現實的安排？

現實，無疑是無法逃避的。它是每日清晨的鬧鐘，是賬單上的數字，是職場中的挑戰，是家庭裡的責任。它要求我們腳踏實地，逼迫我們在風雨中站穩腳跟。然而，理想與夢想卻是心靈的避風港，是讓我們在疲憊時仍能抬頭仰望星空的理由。理想給予我們方向，讓我們不至於在現實的迷霧中迷失；夢想則為我們注入動力，讓我們在艱難時刻仍能堅持前行。有人自嘲地說：「想要的永遠得不到，不想要的卻總是蜂擁而至。」這句話或許帶著幾分無奈，卻也道出了人生的真相：我們無法完全掌控命運，夢想與理想的碰撞，常常讓人感到無力。

古人說：「無針無線，神仙難變。」這句話提醒我們，現實的限制有時像一道高牆，阻隔了理想與夢想的路。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或許，放棄與堅持之間，並非非黑即白的選擇。人生從來不是一場非贏即輸的遊戲，而是無數次跌倒後重新站起的旅程。當理想無法即刻實現，當夢想暫時難以觸及時，我們可以選擇將它們珍藏於心，轉而專注於現實的每一步。腳踏實地並不等於背棄理想或夢想，而是為它們積蓄力量。正如一粒種子，埋在土壤中看似沉寂，卻在等待破土而出的時機。

回首過往，許多人並非不想實現夢想或理想，而是被現實的重量壓得喘不過氣，不得不放下執念，選擇另一條路。這樣的選擇並非失敗，而是勇氣的體現。因為真正的強者，不是從不妥協，而是懂得在理想、夢想與現實之間找到平衡。他們或許會在某個夜晚，靜靜地回想年少時的夢想與理想，然後微笑著告訴自己：那些未實現的願望，依然是心底最美的風景。

人生，或許就是這樣一場未完待續的旅程。我們在理想的指引與夢想的激勵下啟程，在現實的磨礪中成長。無論是堅持追尋，還是選擇放下，重要的是，我們曾為自己心中的星辰努力過。當我們回望來時路，那些未竟的夢想與理想並未真正消逝，它們化作溫暖的光，照亮我們繼續前行的路。

所以，無論你正站在哪個路口，無論理想與現實如何拉扯，請記住：你不必放棄任何一方。讓理想在心底指引方向，讓夢想在靈魂深處點燃火花，讓現實成為通往未來的橋樑。人生沒有標準答案，唯有不停歇的腳步，和一顆永遠向上的心。有一天，當你停下腳步，回望那條你走過的路，你會發現：那些你以為放棄的，其實從未離開。它們一直在身後，靜靜為你照明。

林木人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老闆，來一客雞腿飯，要月底那種。」

一句輕描淡寫的對白，卻在不知不覺中，道盡了一個世代的心情。

盤子上，白飯堆成一座孤島，旁邊擺著一隻用米飯捏成的「雞腿」，再點綴上一撮番茄醬。這樣的一餐，簡單到近乎荒謬，卻又那麼真實可感。它不僅是對胃口的勉強交代，更像是對生活的一種幽默抵抗：月底了，錢包空了，但還是想吃得有點模樣。

所謂「月光族」，指的是每月花光薪水，存款幾近於零的一群年輕人。他們並非天生揮霍無度，而是在高房價、低薪資、競爭激烈的社會洪流中，逐漸學會了把活在當下當作一種求生本能。買一杯價格不菲的咖啡、添購一件潮流單品、在朋友聚會中豪爽地付賬，每一個小小的消費決定，都像是一次微小而倔強的抗爭——對抗著壓抑、焦慮與無力感。

心理學上指出，人類天生傾向於追求即時滿足，多巴胺在我們腦中悄然分泌，催促著我們追尋那份短暫的快感。而對月光族而言，當他們在月底端起一盤「月光雞脾飯」時，即便物質上簡陋得近乎寒酸，心裡卻有一種微小但堅定的慰藉：至少，自己還有能力為自己端出一份食物，還有權利給自己的生活添上一點味道。

這樣的消費行為，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逃避機制。當現實的壓力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生活的每個縫隙時，消費便成為一種緩解情緒的出口。阿爾伯特·埃利斯所提出的理性情緒行為療法中提到，人們的情緒和行為，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內在的信念。月光族們或許正抱持著「我值得更好的生活」或「錢花了再賺就好」的信念，於是，他們選擇在今天讓自己快樂一點，哪怕明天要為此付出代價。

更深一層看，這也是一種補償心理在作祟。當在職場上得不到認可，當生活中難以尋見成就感時，透過物質消費來填補心中的空洞，成為一種潛意識的自我撫慰。那個剛刷下信用卡，買下名牌鞋包的瞬間，或許是他們對自己悄悄地說了一聲：「你還不算太差。」儘管這樣的補償短暫而脆弱，但在當下，卻真實地撐起了他們脆弱的自尊。

而當冰箱空空如也，只能從剩餘的米裡搓出一隻「雞腿」時，那盤「月光雞脾飯」成了一種生存哲學的象徵。白飯，是對基本需求的最低限度滿足；雞腿，是在困頓中仍然不願放棄的那一點自我犒賞；番茄醬，則是用最簡單的方式，為灰暗的生活點上一點色彩。即便是無奈之舉，卻帶著某種近乎倔強的樂觀。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幽默自嘲，其實是調適認知失調的方式之一。當內心明明知道過度消費會導致月底窘迫，卻又無力抗拒時，自嘲成了化解矛盾的一種防線。以笑聲為盔甲，穿越現實的荊棘，他們在心裡輕輕地告訴自己：「這就是人生啊。」

「月光雞脾飯」不只是食物，它是一種時代的縮影。它呈現了一代人的生存困境與心理狀態，也映照出在不安世界中仍然努力尋找出口的心靈軌跡。看似輕鬆搞笑的文化現象背後，藏著對未來的焦慮、對現狀的無奈，以及對當下微小幸福的執著。

當你看到一個年輕人端著這樣一盤飯，也許可以收起譏笑，多一份理解。畢竟，在這個充滿變數的時代裡，誰又不是在某個角落，以自己的方式，尋找著一點點可以握住的快樂？而月光族，正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我們一個不變的道理：無論生活多麼逼仄，都值得用力活下去。

林木人

你食鷄脾我食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