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夜風拂過橄欖樹葉，客西馬尼園裡傳出一聲低語：「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馬太福音26:39）那是一句極柔軟的禱告，卻也帶著極深的掙扎。那一夜，耶穌面對的，不只是將臨的十字架，而是那種人性最深的張力——在神的旨意與自己的意思之間，仍然選擇順服。這一句禱告，在我心裡停留許久。因為在每個關鍵時刻，我似乎都被同樣的問題追問：什麼是神的旨意？什麼是我的意思？當兩者相碰時，我能否真的放下自己，讓祂的旨意成就？

聖經說，神的旨意並非一紙命令，而是出於祂完美智慧與愛的計劃。祂的旨意可能透過經文、禱告的引導、生命中的事件，或屬靈同伴的提醒而顯明。它不是遙遠的理論，而是一種活著的現實。耶穌面前的十字架，看似殘酷，卻正是救贖的路。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順服就像是一種「超越自我」的視野。認知行為療法提醒我們，有時要學會跳出當下情緒的泥沼，以更長遠的價值來引導行動。神的旨意正是這樣的視角——它帶我們離開一時的衝動與恐懼，讓我們看見更深的愛與意義。

而「我的意思」，則是另一種聲音。那是人心裡真實的渴望與害怕的總和。當耶穌說出「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的時候，祂顯露了人性最柔軟的部分——對苦的畏懼，對未知的焦慮。這不是軟弱，而是一種真實。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時刻，當壓力、失落或痛苦臨到時，我們的本能都會想逃離。那是「戰或逃」的反應，是人性自然的防衛機制。我有時也會想追求穩定的職位或更高的薪水，好讓自己覺得有價值；但也許，神的旨意卻是讓我留在一個看似平凡的崗位，去學習服事與謙卑。於是我開始明白，這份拉扯，其實是「小我」與「大我」的對話——我的意思總是想掌控，而神的旨意，邀請我信靠。

然而，當祂的旨意與我的意思不同時，該怎麼辦？耶穌的禱告給了我答案。祂先誠實地說出自己的渴望，再選擇順服。這不是一種消極的讓步，而是一種有意識的交託。心理學裡有一種治療法叫「接受與承諾療法」（ACT），教人面對內在的矛盾，不否認、不壓抑，而是學習與之共存，並根據自己核心的價值行動。信仰的順服也是如此：不是假裝沒有掙扎，而是帶著掙扎仍然選擇信靠。聖經在羅馬書12章2節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這是一條漫長的路，要透過不斷的更新，才能辨識出那真正屬於神的聲音。

我曾以為，只要有信心，就能完全交託。但後來發現，信心不是一種瞬間的放下，而是一場需要行動的旅程。希伯來書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信心幫助我們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有祂的美意，即使我們仍在霧中前行。然而，若信心只停留在口裡，便難以長久。耶穌的汗如血滴，提醒我真正的信心總伴隨掙扎。那是一種被生活磨練出的信心：透過每日的禱告、靈修、團契的同行，甚至透過心理的自我整理，慢慢學會讓神的旨意滲入生活的每個決定。

有時我會對自己說：「我不是耶穌，我做不到。」是的，祂是完全的神，也完全的人，而我們只是有限的受造者。我們會害怕、會退縮、會誤解神的心意。但正因如此，恩典才顯得如此真實。大衛曾逃避、彼得曾否認，卻都在悔改中重新站立。心理學稱這為「自我慈悲」——懂得原諒自己，從軟弱中學習。信仰裡的恩典，正是這樣的邀請：不是要求完美，而是呼喚我們再次回到神的懷裡。每一次選擇「祢的旨意」，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決定，都是一次成長的轉向。

在反思中，我慢慢體會到，神的旨意與我的意思之間的張力，並非詛咒，而是恩典的開始。那拉扯使我不再只聽見自己的聲音，也開始學習聆聽祂的聲音。耶穌的那一句禱告，並沒有讓苦杯消失，卻讓苦杯成為救贖的路。也許我們的生命裡，也有各自的杯——那些痛苦、失落、或未被理解的時刻。但當我們願意說：「不求這杯離去，只求祢的旨意成就」，我們就踏入了另一種自由。

信仰的成熟，或許不是再沒有掙扎，而是在掙扎中仍願意愛、願意信、願意走下去。就像那夜的耶穌，雖然孤單，卻依然舉目向天。祂的順服開啟了復活的光，也提醒我：生命的豐盛，不在於我的意思得成，而在於祢的旨意成就。

林木人

仍在爭扎

在這個時代，「扮工」已經不再只是茶水間的笑話，而是一面照出社會焦慮的鏡子。那個在內地瘋傳的「假裝上班公司」——三十塊錢一天、包午餐、包巡查、包有人問你：「今天工作忙不忙？」——聽起來像一齣荒謬劇，但荒謬的往往最真實。因為對某些人來說，這不只是演戲，而是一種生存方式，一種在失序世界中維持尊嚴的微妙掙扎。

根據多家媒體報導，包括《香港01》、《搜狐》與雅虎新聞在內的多個消息來源指出，這些「假裝上班公司」確實以每日約 29.9 至 30 元人民幣 的價格營運。使用者需自費才能「上班」，費用包含簡餐、辦公桌、巡查與模擬工作氛圍，有的甚至提供「上司」或「同事」角色配合。換言之，這三十塊錢真的是由參加者自己掏出，用來買一場關於工作的幻覺。雖然部分報導質疑此類公司真實存在與否，但無論是真是假，它折射出的現象卻真實得令人心酸：在這個時代，人們寧願付錢，也要維持「我還在上班」的假象，哪怕只是為了不讓家人失望，或逃避失業的羞恥感。

有趣的是，這種「扮工」現象早就存在，只是以前我們叫它「撐住」。上班族在冷氣房裡假裝打字、拉高螢幕亮度，假裝有事可做，其實只是用行為上的「忙碌」去掩飾內心的「空」。心理學上，這是一種防衛機制，一種「我不敢承認自己無力，但至少我還在努力」的自我暗示。弗洛伊德可能會說，這是潛意識為了逃避焦慮的妥協；而Leon Festinger的認知失調理論更能精準地解釋：當我們不再相信這份工作有意義，卻又需要維持「我還是個有用的人」的形象時，只能靠這場扮演去調和內外的落差。

Z世代把這種「扮工」演繹成另一種態度。他們不是真的懶，而是看穿了「努力等於成功」這個神話的虛假。對他們來說，「扮工」有時是一種靜默的抗議——像「安靜辭職」（quiet quitting）那樣，用最小的努力去對抗最荒謬的制度。他們習慣於資訊爆炸的時代，懂得選擇、懂得拒絕、也懂得自保。所謂「冷漠凝視」（Gen Z Stare），其實不是無動於衷，而是一種無聲的質問：「這樣的工作，真的值得我全心投入嗎？」

而上一代的打工仔，對這一切往往感到困惑甚至不安。他們出身於經濟上升期，信奉的是「努力不會白費」、「忠誠會有回報」。對他們而言，工作不只是賺錢，更是一種身份的認同，一種「我是誰」的證明。面對年輕一代的「扮工」，他們或許會搖頭：「依家啲後生唔識捱。」但其實，他們當年也有過自己的「扮工」，只不過那是一種對現實的沉默服從，而非公開的抵抗。

世代之間的張力，其實不是誰對誰錯，而是價值觀的重組。
Z世代活在一個AI取代人、工作不再穩定的時代，他們比任何人都明白：努力不一定能換來安全感。而上一代則活在「有工返就好」的信念裡，覺得工作本身就是恩典。當這兩種信念碰撞，「扮工」便成為一種微妙的對話：一方在假裝堅強，另一方在假裝順從。

也許，「假裝上班公司」的出現，正是這場對話的極致諷刺。那些花錢去「假裝上班」的人，不是真的在演戲，而是在用行動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對「無工可返」的恐懼，比任何經濟指標都真實。那三十塊，不只是門票，而是對「我還是社會一份子」的微弱祈求。

從心理層面來看，「扮工」既是逃避，也是求生。它讓人暫時避免面對失業、無力感、與他人比較的羞恥；但長遠來看，它可能會侵蝕自我，讓人習慣於在假象中尋找安慰。馬斯洛說，人最終會追求自我實現，可在這個疲憊的時代，太多人連安全感都捉不住，又談何理想？

或許，與其責怪那些「扮工」的人，我們更應該問：是什麼樣的制度、文化與恐懼，逼得人們連「不上班」都要假裝？有時候，「扮工」不只是逃避現實，而是現實的另一種樣貌。

林木人
辦工

家需要愛，而不是工作。這句話看似溫柔，卻像一面鏡子，照見了許多人心裡的疲憊與迷失。  

在這個節奏快得讓人幾乎忘了呼吸的時代，工作已不再只是謀生的手段，而成了一種存在方式。手機訊息不斷跳出，郵件提醒聲此起彼落，會議像潮水一樣一波接一波。當我們終於走進家門時，身體回來了，心卻還在那個永無止境的「待辦清單」裡。  

想像一下，回到家後的那一刻，你只是想坐下來喘口氣，卻又被螢幕的亮光吸引。孩子在旁邊喊：「爸爸你看！」你應了一聲「等一下」，但這個「等一下」，往往一去不回。伴侶想說些話，你的眼神卻仍停在那封郵件上。家，漸漸變得安靜——不是那種平和的安靜，而是有距離的沉默。  

心理學家說，家應該是一個人心靈修復的空間，是能讓我們卸下偽裝、被理解、被擁抱的地方。可是當工作入侵家門，家的氣息就開始改變。那種改變不會立刻察覺，而是悄悄滲進細節裡——一頓被打斷的晚餐、一場沒能完成的對話、一個忘了擁抱的夜晚。久而久之，愛變得稀薄，家成了工作延伸的角落。  

這幾年，「WFH」（Work From Home）與「WAH」（Work At Home）成了許多人的日常。乍看之下，它們像是同一件事——在家工作。但其實兩者之間，有一條看不見的分界線。WFH 是一種被時代推動的工作模式，是在家中臨時開闢的辦公空間，試圖模擬職場節奏；而 WAH，更像是一種生活方式，它不僅把工作搬進家裡，還讓家的角色逐漸模糊。當客廳成了會議室、餐桌成了辦公桌、孩子的聲音成了背景雜音，家的靈魂也被重新定義。  

這種「空間重疊」的現象，讓人產生一種錯覺：我們似乎離家更近了，卻離愛更遠了。因為當工作無所不在，家的邊界便不再清晰，休息也變得有罪感。你可能一邊煮飯、一邊開線上會議；一邊陪孩子寫功課、一邊回覆郵件。表面上效率更高了，實際上，我們的心被撕成了兩半——一半在履行責任，另一半在懷念那個「下班就能真正回家」的時代。  

我們常以為，帶工作回家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是對家庭更好的保障。事實上，那有時只是焦慮的偽裝。努力過了界，關係就會變得吃力。有人說：「努力不是錯，但若努力到忘了愛，便失去了初衷。」  

一位母親曾告訴我，她每晚都在孩子入睡後繼續打報告，直到某天孩子在學校畫了一幅畫——畫裡有爸爸、有寵物，唯獨沒有她。那一刻，她突然明白：她雖然在家，但卻早已缺席。  

家庭需要的不是我們的身影，而是我們的「在場」。不是那種邊滑手機邊聊天的在場，而是真實的、專注的、溫柔的陪伴。當我們的心從工作中抽離，重新看見家人的眼神，我們才會發現，愛的溫度一直都在，只是被壓力暫時遮住了。  

我記得一位工程師朋友的故事。他總說：「我只是想多做一點。」他覺得那是愛家的一種方式。直到有一天，孩子看著他說：「爸爸，我不喜歡你的電腦。」那句話讓他愣住了。從那天起，他訂下了一條規則：晚上七點以後，不談工作。剛開始不習慣，總覺得時間不夠用；但幾個星期後，他發現家裡變得不一樣了。孩子笑得更多，妻子說話也多了，而他自己，竟比以前更快樂、更有創意。  

原來，當我們把時間還給家，家就會回饋給我們真正的能量。  

WFH 帶來了便利與自由，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它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界線，讓我們更需要自律與覺察。當我們學會在電腦關機的那一刻，真正切換成家庭的角色，WFH 就不再是侵蝕，而是平衡。反之，如果我們讓工作無限延伸，讓家變成另一個辦公室，那麼「在家工作」最終只會變成「永遠在工作」。  

讓家回到愛的本質，不是靠改變環境，而是靠選擇心態。可以試著在下班後關掉通知，放下電話；讓餐桌上的對話不再被會議插入；為家人創造一個只有彼此的時間——不多，但真誠。這些小小的決定，是重建家的起點。  

家不需要完美，它只需要被愛。  而愛，往往存在於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時刻——一個問候、一個笑聲、一個不被打斷的眼神。當我們願意放下「工作裡的自己」，家庭便會迎回那個「真實的你」。  

工作讓人活得踏實，但愛讓人活得有溫度。  我們努力工作，不是為了犧牲家，而是為了讓家更幸福。當你推開家門的那一刻，請放下電腦，讓愛重新進來。讓孩子的笑聲取代通知聲，讓餐桌成為彼此的港灣。  

家需要愛，而不是工作。 因為工作的目的是生活，而生活最美的部分，是那個等你回家的擁抱。  

林木人  

修身，齊家

林木人｜中秋節隨筆

夜深時，總有一句話在腦海裡浮現——「外國的月亮比較圓。」這句看似俏皮的諺語，卻像一面靜默的鏡子，照見人心深處那份永不止息的嚮往。我們總以為別處更美，別人的人生更好，別人的月亮更圓。可是，月亮從未改變，只是我們看它的角度不同。

這句話最早出現在上世紀中國社會的變遷中。當西方科技與思想湧入，人們在震撼與自卑之間搖擺。月亮，本是一樣圓的，但「外國的」三個字卻讓它被賦予了光環。這光環的形成，其實與心理學中的「新奇偏誤」（Novelty Bias）有關——人類天生對陌生的事物充滿興趣與渴望。每一次探索、每一次未知，都會激發大腦釋放多巴胺，讓人誤以為新鮮就是美好。於是，當我們仰望別人的天空，總覺得那裡的月亮更明亮。相反地，對於熟悉的風景與事物，我們因為太習慣，失去了驚嘆的能力。這種心理傾向，正如俗語所說——「熟悉會生厭」（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心理學家 Leon Festinger 在 1954 年提出「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他指出人類評價自我的方式往往是透過與他人比較。我們最常進行的，是所謂的「向上比較」（Upward Comparison）：看著比自己更好的人、更理想的生活、更璀璨的世界，心裡既羨慕又失落。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每天都被「更好」包圍著——社交媒體的影像、異國的微笑、被濾鏡修飾的街巷，使我們產生一種無形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我們擁有的並不少，但比較之下，卻總覺得自己不夠。

粵語裡的一句俗語「隔籬啲飯香啲」（隔壁的飯更香），或許是最貼切的比喻。那飯，無非也是米與水，但香氣穿過牆，總比自己碗裡的更誘人。這種錯覺，正是心理學中的「可得性啟發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在作祟。人腦傾向依賴最容易回想的畫面作出判斷。隔壁傳來的笑聲、飯香、燈光，都成了幸福的象徵，而自己的生活，因為看得太近、太真實，反而顯得平淡。心理學家 Kahneman 與 Tversky（1973）在研究中指出，人類往往會用有限的印象來建構現實，因此我們看到的只是「隔壁飯的香氣」，卻忽略了柴火、油煙、洗碗的辛勞。

哈佛心理學家 Daniel Gilbert 進一步指出，人類的大腦有一種「影響偏誤」（Impact Bias）的傾向——我們高估新事物對情緒的長期影響，卻低估了自己「適應」的能力。搬到新地方、換了新工作、開始新的生活，一開始的確令人興奮，但不久後，熱情會慢慢退去，剩下的，是一樣的日常。月亮仍是那輪月，只是光影變了，心境變了。幸福，從來不是換了地方就能找到的結果。

在現代消費社會裡，這種心理傾向更被巧妙地利用。品牌與廣告深諳人性，於是「義大利設計」、「法國進口」成了信任的符號。這就是所謂的「光環效應」（Halo Effect）：一個正面特質足以讓整體評價提升，即使實際品質相仿（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2011）。我們因此願意為幻覺買單，心安理得地相信外來的就是更好。

然而，真正的課題，不在於拒絕新鮮或比較，而是學會在「欣賞他人」與「肯定自己」之間取得平衡。心理學提供了幾個實際的方向。其一是「感恩練習」（Gratitude Journaling），每天記下三件讓自己感激的事——關於自己、關於生活、關於這片土地。感恩能讓我們重新看見日常的光。其二是「認知重構」（Cognitive Restructuring），當心裡響起那句「外國的月亮比較圓」時，不妨停一停，問問自己：「真的是它更圓嗎？還是我沒看見它的陰暗面？」最後，也可以試著增加對本土的「曝光度」，走入街巷、傾聽故事、重新發現這片土地的美。當你了解得更多，幻覺自然會淡。

心理學家 Martin Seligman 在「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研究中提到，幸福並非比較的結果，而是我們如何看待當下、如何回應生命此刻的光與暗。幸福的本質，從不是外在條件的排列組合，而是一種心的視角，一種懂得停下來欣賞的能力。

月亮，無論在何方，都有圓、有缺。圓的是形，缺的是心。我們所仰望的，不只是天上的月亮，更是心中的倒影。或許，當你再次抬頭，看見夜空那抹柔光時，你會發現——原來，自己頭上的那一輪月，也挺美的。🌕

林木人

中秋節快樂、感恩

在這個急速運轉的世界裡，我們常常不知不覺走到一個岔口：究竟，我們是把人放在最核心的位置，用物品來成全人？還是把物質當作最終的目標，把人變成達成物的手段？

這是一個簡單卻深刻的對比——「愛人用物」與「愛物用人」。前者強調「人」才是主體，物品只是工具；後者則顛倒了秩序，把「物」放在上位，把「人」當作可以取代的零件。這樣的抉擇，不僅是價值觀上的差異，更直接影響心理健康、人際關係，甚至社會氛圍。

「愛人用物」源自人本主義的精神。愛與關懷首先投注在「人」身上，而物品只是幫助我們表達、加深、維護這份連結的工具。想像一位父母買了一個昂貴的玩具，不是因為玩具本身，而是因為它能拉近親子互動，創造共同的歡笑。這正如馬斯洛需求理論中所說，物質滿足只是基礎，真正的核心是歸屬感與自尊。

而「愛物用人」卻是相反的邏輯。當物質被推到中心位置，人就被縮減為「達成目標的工具」。比如企業老闆為了利潤，榨乾員工的時間與精力，把「人力資源」當成可替換的耗材。這樣的心態，正好反映了行為主義的工具性條件反射：人不再是「人」，只是完成任務的手段。

從依附理論來看，「愛人用物」能幫助人建立安全的情感連結。當我們以人為本，用物品和行動來鞏固關係，便能促進 oxytocin（催產素）的分泌——這種「愛的荷爾蒙」能減壓、帶來安全感，讓孤單感下降。長期研究早已證明：幸福不是財富，而是關係的質量。

反之，「愛物用人」容易帶來疏離和物化。當人際互動淪為「交易」，人會感覺被利用，進而形成焦慮或逃避的依附模式。職場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員工被當作零件時，結果就是離職率高、士氣低、情緒耗竭。再從認知失調的角度看，「愛物用人」的人往往要不斷為自己辯解，麻醉內心的道德不安。長遠下來，會產生一種深層的空虛感，甚至人格上的扭曲。而「愛人用物」卻能促進正向循環：你投放愛，愛就回來。

心理學提醒我們，人類最深的需求不是財富與物，而是愛與歸屬。過度「愛物用人」或許能帶來短暫的成就感，卻換不來內心的滿足。馬丁·塞利格曼在 PERMA 模型中清楚指出：幸福的核心是正向的人際關係，而不是一時的快樂或成就。

更重要的是，「愛人用物」能鍛造出真正的韌性。當人生遭遇風暴，物質可能失去，但人與人之間的支持卻能成為我們重新站起來的力量。神經科學研究也顯示，真實的社會連結能啟動大腦獎勵系統，帶來比物質刺激更持久的快樂。

家庭教育也一樣。父母若只用玩具「收買」孩子，孩子學到的是交易邏輯；但若父母把愛放在前面，孩子得到的是安全感與情緒調節的能力，這會成為他一生最寶貴的資產。

「愛人用物」與「愛物用人」背後，反映的是我們如何看待生命的秩序。當我們選擇以人為本，不僅自己更快樂，也能讓社會更和諧。真正的豐盛，不在於我們手裡有多少東西，而在於我們心中珍惜多少人。

在物質豐裕、情感卻匱乏的年代，或許我們都需要提醒自己：人，永遠比物更重要。

林木人

愛人如己

在愛民邨的綠蔭深處，那棵細葉榕樹矗立了半個世紀，像一位沉默的守護者，靜靜地陪伴著世代的居民。它從一株幼苗開始，緩緩伸展枝葉，枝幹粗壯如鐵臂，葉片繁茂如綠雲，遮蔽了八層樓的高度。年復一年，它為孩子們的嬉戲提供庇蔭，為老人們的閒聊灑下斑駁的光影，為疲憊的歸人帶來一絲涼意。它的根深扎在土壤裡，不僅汲取養分，更紮根在人們的心田，成為愛民邨不可或缺的風景，一段無聲的情誼。

我雖然不是在那裡成長，但第一次看到這棵榕樹，已深深愛上了它。那並非單純因為它的壯麗，而是因為它散發出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站在樹下，彷彿能感受到它默默守護居民的歲月，也能想像多少歡笑與淚水曾在這片樹蔭下流轉。那是一種跨越時空的情感連結，讓一個外來人也能被深深觸動。

多少個颱風來襲，它都巍然不動，像一位老友，默默承受狂風暴雨的考驗。居民們回憶起那些日子：在樹下避雨的孩童笑聲，在樹蔭下閒話家常的鄰里溫情，在樹旁散步的孤獨身影。它帶來的不僅是物理上的庇護，更是情感上的慰藉——那種被守護的安心，那種被包容的溫暖。細葉榕的枝葉，彷彿是歲月的織錦，記錄著邨民的喜怒哀樂：新生兒的啼哭、戀人的低語、離別的淚水。它見證了生命的輪迴，卻從不言語，只以綠意回應人間的喧囂。

然而，颱風樺加沙的怒吼，終於打破了這份寧靜。那一夜，風如野獸般咆哮，樹幹在劇烈的搖晃中傾斜，根系被連根拔起，轟然倒下。遊樂場旁的空地上，只剩斷枝殘葉，散落一地綠色的遺憾。居民們醒來時，目睹這一幕，心如刀絞。「這棵樹那麼美那麼大，好可惜啊！」有人在社交平台上感慨；「它熬過了那麼多颱風，這次卻撐不住了，好傷心！」另一位鄰居嘆息。更多人則懷著不捨，喃喃道：「希望能救回這棵老樹，細葉榕的生命力很強的。」是的，不捨如潮水湧來，因為這不僅是一棵樹的倒下，更是半世紀情感的崩塌。那陪伴的影子，那守護的蔭涼，那帶來的溫情，都在風中消逝，讓人忍不住回首，淚眼婆娑。

但生命從不輕言結束。細葉榕的韌性，如同居民的希望，總能在廢墟中萌芽。或許，我們能將它扶起，重植根基，讓它繼續守護這片土地。繼續那段情，繼續那份庇蔭，讓綠意重生，讓回憶永存。一棵樹，一段情——它教會我們，縱使風雨無情，人間仍有不滅的情。

林木人
人間有情

「呢個世界有好多嘢等你去做，唔好要個世界圍住你轉，係你圍住個世界轉！」呢句說話，聽落可能似一句勵志口號，但愈細味，就愈發現背後有一種生活嘅智慧。好多時候，我哋習慣咗期待世界遷就我哋，當遇到困難，就會心裡抱怨「點解咁唔公平？」然而，心理學提醒我哋，真正嘅力量，唔係喺世界點樣對待你，而係你點樣選擇面對世界。

心理學家朱利安·羅特（Julian Rotter, 1954）提出過「控制點」理論，如果一個人覺得一切都掌握喺外界手裡，就容易產生無力感，好似人生淨係被推住走；但如果相信自己嘅行動能夠影響結果，就會自然更積極、更有方向感。哈佛大學嘅 Grant Study（成人發展長期研究）同樣印證咗呢點：那些積極參與社交與工作的人，晚年報告嘅幸福感，明顯高於自我封閉的人。換句話說，「圍繞世界轉」並唔係一句空話，而係有科學支持嘅成功策略。

生活中嘅例子其實好簡單。當有人遇上挑戰，有人選擇抱怨，有人卻選擇思考「我可以做啲咩嚟改變？」呢種差異，來自心理學所講嘅「成長心態」與「自我效能」。卡羅爾·德韋克（Carol Dweck）提出，能力唔係一成不變，而係透過努力不斷成長；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則提醒我哋，相信自己做到，先有堅持落去嘅力量。事實上，一項發表於《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嘅 meta-analysis 分析咗二百幾項研究，結果顯示愈係主動參與世界嘅人，焦慮同抑鬱嘅風險愈低。心理學講得好清楚：當你選擇走出去，世界會以另一種方式回應你。

但「走出去」唔一定要大動作。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正向心理學之父，建議每日做一啲細細的積極行動，好似今日試吓聯絡一位老朋友，又或者挑戰一個新嘅小目標。呢啲細步，會變成習慣，慢慢改變我哋睇世界嘅眼光。認知行為療法（CBT）亦提供咗一個實用嘅提醒：當腦入面浮現「世界唔俾我機會」嘅念頭時，可以換成「我能夠創造機會」。斯坦福大學的實驗甚至指出，只要每日願意主動探索，無論係旅行、志工服務、甚至簡單的學習新技能，幾個月後自我效能分數都會有明顯提升。

所以，生活唔係等世界推動你走，而係由你去揸舵，去決定方向。就好似坐船，等風嚟未必會起航，但如果你肯打開帆，世界嘅風向就會帶你去到更遠。唔好再等，試吓由今日開始，主動走一步。你會發現，世界原來比你想像中更大，而你自己，亦會比想像中更強大。

林木人
圍住個地球轉

在人類的道德與信仰旅程中，「利他主義」與「犧牲奉獻」這兩個詞常常交錯出現。它們都指向一種「為他人而活」的生命姿態，但若仔細分辨，卻存在微妙的差異。心理學提醒我們，這些行為背後可能來自共情、社會進化或自我價值的建構；神學則指出，真正的利他與犧牲並非單純的「道德高尚」，而是源於上帝的愛在我們心中的運行。耶穌曾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福音15:13）這節經文將「犧牲」推向了極致，卻同時揭示了利他的本質——愛。本文嘗試整合心理學與神學的視角，探索利他主義與犧牲奉獻的相似與差異，並思考它們在人性與信仰中的意義。

不論是心理學還是神學，利他與犧牲都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出於愛的無私行動。心理學上，丹尼爾·巴森（Daniel Batson）的「共情－利他假設」指出，人們在面對他人痛苦時若產生真實的共情，就會自然驅動無私的行動。這種行動往往不計回報，甚至帶來個人的損失，這正與「犧牲奉獻」的精神相呼應。神學則揭示了更深的層面。保羅在《腓立比書》2:4提醒我們：「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這不僅是一種倫理的呼籲，更是信仰生命的召喚。利他不只是心理反應，而是聖靈在心中使我們學習基督那「降卑自己，順服至死」的愛（腓立比書2:8）。因此，無論是利他還是犧牲，它們都被社會與宗教視為高尚的美德。父母為子女無怨無悔的付出、陌生人之間的善舉，既是心理學所謂的「親社會行為」，也是神學眼中的「基督愛的彰顯」。

然而，雖然利他與犧牲共享同一核心，但它們在程度、動機與代價上卻有明顯不同。利他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善意——幫助一個需要幫忙的人、對陌生人微笑。心理學研究顯示，這些微小的善舉能帶來積極情緒回饋，提升個人幸福感。而犧牲奉獻則更強調「舍己成全」的深度，例如戰場上為同袍擋下子彈，或父母放棄自身夢想以供養孩子。這些行為往往帶來不可逆的損失。

利他也常常被理解為出於純粹無私的動機——共情或道德責任感。康德曾強調，真正的道德行動是「出於對道德律的尊重」。然而，犧牲奉獻的動機卻更為複雜。它可能源於愛，也可能夾雜社會期望或宗教責任。例如，有人因信仰選擇放下自身利益，甚至生命，這既是信心，也是對群體與使命的回應。代價上的差異更為明顯。利他行為通常僅帶來有限成本，而犧牲奉獻往往是徹底的放棄。在心理學裡，若犧牲過度，可能引發「照顧者倦怠」或「失衡關係」；但在神學中，犧牲卻被賦予救贖意義，因為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最終的犧牲。這正是心理學與神學的張力：前者關注心理健康與關係平衡，後者則指出犧牲能轉化為永恆的價值。

心理學告訴我們，人性同時包含自利與利他的傾向。進化心理學認為，利他行為有助於群體存活，因此人類在演化過程中被「設計」為能夠利他。但這種利他往往有限，受親近程度與互惠條件所影響。神學卻指出，真正的利他與犧牲並不僅是演化的結果，而是上帝的形象在人身上的反映。《約翰一書》4:19說：「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這意味著，人之所以能利他、能犧牲，是因為首先經歷了從神而來的愛。心理學解釋了人為什麼能利他，因為我們具備共情能力與社會性；神學則回答了人為什麼應該利他，因為這是神聖愛的流露，呼應基督的榜樣。

在教育、牧養或心理輔導中，我們需要區分利他與犧牲的健康界線。心理學提醒我們，過度犧牲可能導致關係中的壓迫與自我耗竭；神學則教導我們，真正的犧牲並非自我毀滅，而是出於愛與自由的選擇。耶穌的犧牲不是被動的，而是「為我們捨己」（加拉太書2:20）。因此，在實踐中，我們應該鼓勵利他行為，但也要辨識「偽犧牲」——例如出於罪咎、操縱或不健康的關係動力。真正的奉獻，是讓愛成為動機，並在心理健康與靈性成長之間取得平衡。

總結來說，利他主義與犧牲奉獻都彰顯了人性中超越自我的一面。利他更像是日常的善舉，而犧牲則是極致的捨己。心理學幫助我們理解行為背後的共情與演化機制，神學則揭示了其最深的根源——基督的愛。最終，這兩個概念提醒我們：人既有限又渴望超越。當我們因心理的驅動去利他，因信仰的召喚去犧牲，我們就更像那位為世人捨己的主。耶穌在《馬太福音》25:40更清楚指出：「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這句話將利他與犧牲的意義具體化到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當我們對身邊最微小、最容易被忽略的人施予愛與幫助時，這份愛便成為最真實的敬拜與奉獻。心理學研究同樣指出，人類在最簡單的小善舉中也能感受到強烈的滿足與連結感，因為這些小行為激發了大腦的獎賞系統，帶來情緒的正向迴饋。換言之，信仰與心理學在這裡交會——原來天國的價值並不僅在於轟轟烈烈的犧牲，而是在日常細微處流露的愛，這種愛同時滋養了心靈與大腦，使人與神、與人之間更加連結。

後記：

或許，我們不一定被呼召成為烈火中的殉道者，但卻可以在平凡裡，選擇把一杯水遞給口渴的人，把一句安慰的話送到孤單的心裡，把一個擁抱給予那個需要被接納的靈魂。這些看似微小的利他，其實是最深刻的犧牲，因為它們需要我們放下冷漠，選擇愛。當我們這樣做時，就好像聽見一個溫柔的聲音在心裡低語：「你所作的，不單單是為了他人，也是為了我。」

林木人
有一杯涼水嗎？

清晨醒來，第一口呼吸裡已夾帶著異樣。昨夜在床上翻覆不安，像在無形的黑暗裡與自己鏖戰。睡意遲遲不肯降臨，心跳卻急促如鼓，身體仿佛誤以為正要上陣，緊繃、戒備，直到天明。結果，還是敗了。

敗，並不等於徹底潰散，而是被迫停下腳步。身體早已輕聲提醒：「要休息了。」只是我總假裝聽不見，直到如今，不休不行。睜開眼，我坐在床沿，望著衣櫥，腦中仍閃過換衣出門的念頭，但四肢卻無法回應，只能無奈推開今日的計劃，把約定延至未知的時日。

這一敗，是靜默的。腰背的酸痛，像無形的鎧甲壓在骨架上，每一寸肌肉都在炙燒般地抗議；骨頭深處的冷痛，更像一股暗潮，鑽進髓裡，逼得我蜷縮著尋找一點微光。

窗外，陽光已經鋪滿街道，人群湧動，腳步匆忙。他們奔赴各自的戰場，而我，卻只能停駐在此刻，像一名卸甲的敗將，手無寸鐵，任由軀殼低聲細語：「停下吧。」心裡掙扎不已，責任與工作如潮水一樣湧來，怎能輕易退後？可身體卻已明白，這不是怯懦，而是一次智慧的撤退。

或許，打敗仗的滋味，就是這般酸澀又真實。它不是墮落的深淵，而是一種轉身的契機。當我閉上眼，讓思緒如落葉飄零，終於開始順從那聲隱約的呼喚。喝一口熱湯，讓溫暖緩緩滲入血脈；翻開一本舊書，任文字替心靈撫平塵囂。疼痛逐漸退卻，像潮水消散，露出底下平靜的沙灘。

窗外的世界依舊喧囂，而我的內心卻在此刻靜了下來。休息，不是認輸，而是為下一次的啟程積蓄力量。

明日，我或許會再度披甲，腰背不再僵硬，肌肉重新獲得彈性，骨骼亦將堅韌如昔。這一場小小的敗仗，教會我聆聽身體的低語，也提醒我在人生的奔忙裡，偶爾要懂得停下。

因為人生終究是一場場連綿不斷的戰役，勝與敗交織其中。唯有在退卻中懂得養息，在失落裡學會沉澱，才能走得更遠。打敗仗，不是失去，而是另一種獲得——一份清醒的智慧，一份更深的韌性。

而我輕聲告訴自己：別怕偶爾的敗仗，因為真正的強大，不是從未倒下，而是懂得何時停歇，何時再起。就算今天敗了，明天依然可以帶著新的呼吸，新的步伐，重新上路。

林木人
休息為要走更遠的路

在這個急速變化的時代裡，「寶寶文化」悄悄爬進了成年人的生活。無論是彼此互稱「寶寶」、掛滿卡通吊飾、買玩偶，甚至參加兒童般的活動，這些行為看似可愛天真，但其實背後隱藏著更深的心理與社會脈絡。它不僅是一種情緒上的慰藉，更是一種時代壓力的投射。我在想，這是不是一種退行？是不是在這樣壓得人透不過氣的社會裡，成年人不得不暫時回到童年的懷抱裡尋求一點喘息？

心理學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曾說，成年人的課題是建立親密與生產力。但當壓力過大、身份感模糊的時候，人很容易掉回早期的依戀狀態。這正是「寶寶文化」的核心：退行（regression）。就像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s）所說，壓力下我們會退回到童年的模式，以獲取安全感。買個IP玩偶、過個兒童節，這些不單單是消費，而是對那個「內心小孩」（inner child）的撫慰。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或許會說，這是一種積極應對（positive coping），幫助人重建韌性；但如果過度依賴，它很快就會變成逃避主義（escapism）。畢竟，失業的問題不會因為抱著毛公仔就消失，財務壓力也不會因為喊自己「寶寶」而化解。可是在這個996（早9點上班、晚9點下班、一週6天工作的超時文化）、加班無限循環的環境裡，誰又能怪人們選擇這樣暫時的逃避呢？

放大到社會層面，這種文化更像是一面鏡子。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孤獨保齡》（Bowling Alone）談過「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流失，社會連結的斷裂讓人越來越孤立。於是，人們在網路裡找補償，主播稱呼觀眾「寶寶」，社交媒體加上可愛濾鏡，這些都是「擬親密」（pseudo-intimacy）的幻象。背後是城市化帶來的原子化（atomization）、疫情帶來的孤獨。再加上消費主義（consumerism）的推波助瀾，成年人「買童年」的行為變成了市場商機，IP玩具市場快速膨脹，資本主義甚至把我們的懷舊都收割成商品。從韋伯（Max Weber）的資本主義精神（spirit of capitalism）來看，這是一種將童真商品化的過程。但想深一點，能買得起「做寶寶」的人，往往有一定的社會階層背景；而那些在底層掙扎的人，連這種「逃避的奢侈」也沒有。於是，「寶寶文化」也成了階級分化的注腳。

這樣的潮流，當然會滲進家庭。鮑文（Murray Bowen）的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s theory）告訴我們，家庭是互相依存的。當成年人把自己「寶寶化」，婚姻裡可能就出現角色錯亂，伴侶關係失衡，甚至家庭責任被延遲。這也和近年結婚率下降、延遲生育的現象互相呼應。當大人不願意「長大」，家庭自然也難以延續。不過換個角度，如果把「寶寶文化」當成一種情感表達，它也能加強依戀（attachment）與親密，讓家庭有更多愛意的流動。鮑比（John Bowlby）的依戀理論（attachment theory）提醒我們，安全的依戀（secure attachment）會帶來凝聚力。但當父母自己還困在「寶寶」狀態，很容易變成「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ing），過度保護孩子，反而讓下一代失去了獨立的機會。

在教養下一代上，問題更為尖銳。阿德勒（Alfred Adler）的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提醒我們，過度的溺愛會妨礙孩子的責任感。如果父母把孩子永遠當「小寶寶」，孩子的自主性（autonomy）與韌性（resilience）就難以建立，這在香港高壓的教育環境裡尤其明顯。可是，正面來說，「寶寶文化」也可能讓父母更重視情緒教育。德韋克（Carol Dweck）的成長心態（growth mindset）主張，孩子需要在鼓勵中學會挑戰自己。若能善用「寶寶」文化帶來的情感親近，教導孩子表達感受、培養同理心，這也未必是壞事。關鍵在於，怎樣在寵愛與韌性之間找到平衡。孩子需要被擁抱、需要安全依戀，但同樣需要被放手，去學會面對挫折。

最後，我覺得「寶寶文化」是一種時代的集體反應，它提醒我們社會壓力有多沉重，也暴露了心理資源的不足。做回「寶寶」或許能暫時安慰內心，但不是長久之計。真正的解決，需要制度的改善（social reforms）、心理支持的普及（mental health support）。否則，「寶寶文化」就只會成為一個甜美卻無力的牢籠。只有當我們能在愛裡成長，在壓力中找到健康的出口，「寶寶文化」才有可能從逃避轉化成一股推動我們前進的力量。

林木人
成長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