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代，「扮工」已經不再只是茶水間的笑話，而是一面照出社會焦慮的鏡子。那個在內地瘋傳的「假裝上班公司」——三十塊錢一天、包午餐、包巡查、包有人問你：「今天工作忙不忙？」——聽起來像一齣荒謬劇，但荒謬的往往最真實。因為對某些人來說，這不只是演戲，而是一種生存方式，一種在失序世界中維持尊嚴的微妙掙扎。

根據多家媒體報導，包括《香港01》、《搜狐》與雅虎新聞在內的多個消息來源指出，這些「假裝上班公司」確實以每日約 29.9 至 30 元人民幣 的價格營運。使用者需自費才能「上班」，費用包含簡餐、辦公桌、巡查與模擬工作氛圍，有的甚至提供「上司」或「同事」角色配合。換言之，這三十塊錢真的是由參加者自己掏出，用來買一場關於工作的幻覺。雖然部分報導質疑此類公司真實存在與否，但無論是真是假，它折射出的現象卻真實得令人心酸：在這個時代，人們寧願付錢，也要維持「我還在上班」的假象，哪怕只是為了不讓家人失望，或逃避失業的羞恥感。

有趣的是，這種「扮工」現象早就存在，只是以前我們叫它「撐住」。上班族在冷氣房裡假裝打字、拉高螢幕亮度，假裝有事可做，其實只是用行為上的「忙碌」去掩飾內心的「空」。心理學上，這是一種防衛機制，一種「我不敢承認自己無力，但至少我還在努力」的自我暗示。弗洛伊德可能會說，這是潛意識為了逃避焦慮的妥協；而Leon Festinger的認知失調理論更能精準地解釋：當我們不再相信這份工作有意義，卻又需要維持「我還是個有用的人」的形象時，只能靠這場扮演去調和內外的落差。

Z世代把這種「扮工」演繹成另一種態度。他們不是真的懶，而是看穿了「努力等於成功」這個神話的虛假。對他們來說，「扮工」有時是一種靜默的抗議——像「安靜辭職」（quiet quitting）那樣，用最小的努力去對抗最荒謬的制度。他們習慣於資訊爆炸的時代，懂得選擇、懂得拒絕、也懂得自保。所謂「冷漠凝視」（Gen Z Stare），其實不是無動於衷，而是一種無聲的質問：「這樣的工作，真的值得我全心投入嗎？」

而上一代的打工仔，對這一切往往感到困惑甚至不安。他們出身於經濟上升期，信奉的是「努力不會白費」、「忠誠會有回報」。對他們而言，工作不只是賺錢，更是一種身份的認同，一種「我是誰」的證明。面對年輕一代的「扮工」，他們或許會搖頭：「依家啲後生唔識捱。」但其實，他們當年也有過自己的「扮工」，只不過那是一種對現實的沉默服從，而非公開的抵抗。

世代之間的張力，其實不是誰對誰錯，而是價值觀的重組。
Z世代活在一個AI取代人、工作不再穩定的時代，他們比任何人都明白：努力不一定能換來安全感。而上一代則活在「有工返就好」的信念裡，覺得工作本身就是恩典。當這兩種信念碰撞，「扮工」便成為一種微妙的對話：一方在假裝堅強，另一方在假裝順從。

也許，「假裝上班公司」的出現，正是這場對話的極致諷刺。那些花錢去「假裝上班」的人，不是真的在演戲，而是在用行動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對「無工可返」的恐懼，比任何經濟指標都真實。那三十塊，不只是門票，而是對「我還是社會一份子」的微弱祈求。

從心理層面來看，「扮工」既是逃避，也是求生。它讓人暫時避免面對失業、無力感、與他人比較的羞恥；但長遠來看，它可能會侵蝕自我，讓人習慣於在假象中尋找安慰。馬斯洛說，人最終會追求自我實現，可在這個疲憊的時代，太多人連安全感都捉不住，又談何理想？

或許，與其責怪那些「扮工」的人，我們更應該問：是什麼樣的制度、文化與恐懼，逼得人們連「不上班」都要假裝？有時候，「扮工」不只是逃避現實，而是現實的另一種樣貌。

林木人
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