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急速變化的時代裡，「寶寶文化」悄悄爬進了成年人的生活。無論是彼此互稱「寶寶」、掛滿卡通吊飾、買玩偶，甚至參加兒童般的活動，這些行為看似可愛天真，但其實背後隱藏著更深的心理與社會脈絡。它不僅是一種情緒上的慰藉，更是一種時代壓力的投射。我在想，這是不是一種退行？是不是在這樣壓得人透不過氣的社會裡，成年人不得不暫時回到童年的懷抱裡尋求一點喘息？

心理學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曾說，成年人的課題是建立親密與生產力。但當壓力過大、身份感模糊的時候，人很容易掉回早期的依戀狀態。這正是「寶寶文化」的核心：退行（regression）。就像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s）所說，壓力下我們會退回到童年的模式，以獲取安全感。買個IP玩偶、過個兒童節，這些不單單是消費，而是對那個「內心小孩」（inner child）的撫慰。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或許會說，這是一種積極應對（positive coping），幫助人重建韌性；但如果過度依賴，它很快就會變成逃避主義（escapism）。畢竟，失業的問題不會因為抱著毛公仔就消失，財務壓力也不會因為喊自己「寶寶」而化解。可是在這個996（早9點上班、晚9點下班、一週6天工作的超時文化）、加班無限循環的環境裡，誰又能怪人們選擇這樣暫時的逃避呢？

放大到社會層面，這種文化更像是一面鏡子。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孤獨保齡》（Bowling Alone）談過「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流失，社會連結的斷裂讓人越來越孤立。於是，人們在網路裡找補償，主播稱呼觀眾「寶寶」，社交媒體加上可愛濾鏡，這些都是「擬親密」（pseudo-intimacy）的幻象。背後是城市化帶來的原子化（atomization）、疫情帶來的孤獨。再加上消費主義（consumerism）的推波助瀾，成年人「買童年」的行為變成了市場商機，IP玩具市場快速膨脹，資本主義甚至把我們的懷舊都收割成商品。從韋伯（Max Weber）的資本主義精神（spirit of capitalism）來看，這是一種將童真商品化的過程。但想深一點，能買得起「做寶寶」的人，往往有一定的社會階層背景；而那些在底層掙扎的人，連這種「逃避的奢侈」也沒有。於是，「寶寶文化」也成了階級分化的注腳。

這樣的潮流，當然會滲進家庭。鮑文（Murray Bowen）的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s theory）告訴我們，家庭是互相依存的。當成年人把自己「寶寶化」，婚姻裡可能就出現角色錯亂，伴侶關係失衡，甚至家庭責任被延遲。這也和近年結婚率下降、延遲生育的現象互相呼應。當大人不願意「長大」，家庭自然也難以延續。不過換個角度，如果把「寶寶文化」當成一種情感表達，它也能加強依戀（attachment）與親密，讓家庭有更多愛意的流動。鮑比（John Bowlby）的依戀理論（attachment theory）提醒我們，安全的依戀（secure attachment）會帶來凝聚力。但當父母自己還困在「寶寶」狀態，很容易變成「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ing），過度保護孩子，反而讓下一代失去了獨立的機會。

在教養下一代上，問題更為尖銳。阿德勒（Alfred Adler）的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提醒我們，過度的溺愛會妨礙孩子的責任感。如果父母把孩子永遠當「小寶寶」，孩子的自主性（autonomy）與韌性（resilience）就難以建立，這在香港高壓的教育環境裡尤其明顯。可是，正面來說，「寶寶文化」也可能讓父母更重視情緒教育。德韋克（Carol Dweck）的成長心態（growth mindset）主張，孩子需要在鼓勵中學會挑戰自己。若能善用「寶寶」文化帶來的情感親近，教導孩子表達感受、培養同理心，這也未必是壞事。關鍵在於，怎樣在寵愛與韌性之間找到平衡。孩子需要被擁抱、需要安全依戀，但同樣需要被放手，去學會面對挫折。

最後，我覺得「寶寶文化」是一種時代的集體反應，它提醒我們社會壓力有多沉重，也暴露了心理資源的不足。做回「寶寶」或許能暫時安慰內心，但不是長久之計。真正的解決，需要制度的改善（social reforms）、心理支持的普及（mental health support）。否則，「寶寶文化」就只會成為一個甜美卻無力的牢籠。只有當我們能在愛裡成長，在壓力中找到健康的出口，「寶寶文化」才有可能從逃避轉化成一股推動我們前進的力量。

林木人
成長罷！